凱恩斯主義與資本主義危機

問題在於新自由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本身?

George Martin Fell Brown與Tony Gong,社會主義替代(ISA美國)

當前的經濟危機或許是由於新冠肺炎大流行觸發的,但其根源在於資本主義更深層次的危機,而這可以追溯到2008-9年的金融危機。這場持續的危機暴露了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失敗,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無限制自由市場政策。對於工人階級來說,這場衰退更強烈地指向了社會主義變革的必要性。但是對於統治階級來說,危機迫使他們以完全違背「自由市場」正統觀念的方式干預經濟。這包括把錢直接放進勞動人民的口袋,來支撐需求的所謂「凱恩斯主義」措施。

4月3日,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長期捍衛者《金融時報》編輯部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後呼籲進行「激進的改革」,明確了向凱恩斯主義措施的轉變:「政府將不得不在經濟中更積極發揮作用。它們必須將公共服務視為投資而不是負債,並想辦法讓勞動力市場更有保障。再分配將再次被提上議程;老人和富人的特權會受到質疑。直到最近才不被視為古怪的政策,如基本收入和財富稅,將不得不被納入其中。」

在最新一輪危機中,國家干預的情況比2008-9年更為明顯。在幾週的時間裡,美國國會通過的政府財政刺激措施的規模已逾GDP的10%。相比之下,2008年的救市措施花了幾個月才通過,而且規模「僅僅」相當於GDP的5%。當然,絕大多數的「刺激措施」都是對銀行和美國企業的救助。正如我們在其他地方所討論的那樣,危機已經揭示了企業在10年前的救市行動之後是如何大肆舉債的。這就反映了資本主義的一個潛在弱點,而這弱點有可能造成一場超大規模的金融危機。然而,新冠病毒檢疫首先令消費支出大幅下降,而已經裁減了數百萬工人的資本家現在期望政府用刺激支票和擴大失業救濟來彌補需求的不足。

這類措施不只是美國在採取,在英國,約翰遜(Boris Johnson)的保守黨政府實施了一項計劃,給失業工人補貼80%的工資,最高可達25000英鎊。歐洲央行取消了對歐盟成員國的支出限制。

為什麼資本主義政府,包括昨天還在執行嚴厲的緊縮措施的政府,會突然向工人派錢?這些措施將走向何方? 這些支票能夠刺激經濟並阻止危機的發生嗎?為了搞清楚這種180度大轉變,社會主義者需要了解什麼是凱恩斯主義。雖然凱恩斯主義常常是1930年代羅斯福新政的代名詞,但凱恩斯主義並不等同於社會福利,而是代表了一種對資本主義經濟如何運作有特定理解的世界觀。

什麼是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主義是一個資產階級經濟學派,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是所有支出的總和,當中分為四個部門:消費、政府支出、商業投資和淨出口。經濟衰退被認為是其中一個部門拒絕支出,而解決的辦法則是讓另一個部門增加支出。為了防止危機,政府可以調整各種經濟槓桿,比如降低利率來刺激消費,或者直接用財政支出來干預。凱恩斯主義者會把當前的危機定性為生產下降加上「企業投資和自主消費的下降」,在出口部門無法接力的情況下,政府的刺激措施就成了補救措施。

這些措施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幫助勞動者,而是把拯救企業放在首位。正如凱恩斯在1931年所說:「如果我們的目標是補救失業,顯然,我們必須首先使企業更有利可圖。」雖然最近為刺激經濟的支票是工人購買必需品和支付房租的生命線,但即使它們不足以滿足工人,對統治階級來說,這也並不是它們的主要目的。政府發放經濟刺激支票,是為了讓勞動者可以通過消費把這筆錢還給企業。但與此同時,擁有巨額赤字缺口的州政府正準備大規模削減社會開支。刺激措施將是暫時性的,統治階級會想盡一切辦法把這場危機的成本轉嫁到工人階級的身上。

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大蕭條時期首次發展了他的理論框架。鑑於當時流行的正統經濟理論無法解釋危機或無法提出政策解決方案,因此統治階級實用主義地轉向了凱恩斯主義。小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FDR)於1932年發起削減預算運動,但現實迫使他轉向,並於1933年實施新政,以向貧困人口提供急需的就業機會,但其工資水平還是很低。從1934年開始,資本家還面臨著歷史性的罷工浪潮,令數百萬產業工人加入工會。為了保護自己的制度不受工人運動威脅,統治階級做出了讓步。

然而,新政未能帶來持續的經濟復甦,美國在1937年至1938年再次陷入衰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家主導的戰爭生產和大規模的資本被毀滅,創造了新的領域以實現有利可圖的投資並允許資本主義恢復。

結構性凱恩斯主義

戰後,統治階級(主要是西歐的,但也包括美國的)在政治上被迫採取「結構性凱恩斯主義」政策,建立廣泛的社會福利體系。數以百萬計返歸的工人階級士兵在大蕭條中倖存下來,然後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煉獄戰鬥,這使他們的政府清楚地意識到,情況已經不可能恢復到從前那樣。在歐洲,傳統資產階級由於與法西斯主義的合作,面對經濟崩潰已經失去信譽,而不得不採取替代手段來抵禦來自蘇聯的政治威脅。

凱恩斯主義還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在世界經濟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1971年持續嚴格管制的國際貨幣秩序。從本質上講,所有國際貨幣都與美元掛勾,而凱恩斯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倡議者和一位經濟民族主義者,對此激烈反對,因為他想將世界貿易與英鎊掛勾。這樣做原本應該控制成員國的通貨膨脹和利率,以幫助全球經濟增長,但要以各國中央銀行喪失一定的貨幣自主權為代價。

由於國際社會很快接受了在需要重新啟動崩潰的經濟的情況下進行的國家干預,凱恩斯主義者可以在一些先進國家實施「產業政策」,以國家規劃的要素來激勵國家工業的發展。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些措施固然是激進的,但其目標首先是協助重新啟動利潤機器。實際上,利用產業政策、大規模社會支出和國際貿易機構作為經濟槓桿,凱恩斯主義者風行於1950至1970年代。似乎凱恩斯主義已經掌控了經濟興衰的周期。

對經濟槓桿的調整產生了影響,但長期繁榮背後的主要物質因素是二戰中資本的毀滅、美帝國主義的統治壓制了各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競爭、人口的快速增長、新的生產技術的發明,以及更多女性進入勞動大軍。資產階級在大多數時候都竭力反對為社會支出增稅,或限制資本的使用和流動,但在經濟空前擴張的時代,他們還可以暫時容忍這兩種情況。

但這個繁榮不是可持續的。在「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後期,生產力的增長開始放緩。資本主義具有「過度積累」(過度生產)工業資本的固有趨勢,因為它將更多的機械引入生產中,這增加了成本開銷,並且產出的增長快於社會吸收能力,從而降低了獲利能力。戰後的景氣顯示出這種趨勢,並在1973年結束,因為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受到了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石油禁運影響,出現嚴重的能源短缺並引發了嚴重的衰退。

凱恩斯主義的政策無法通過降低利率來克服物質短缺,結果是通貨膨脹率上升。美帝國主義戰爭機器在越南的海量支出也造成過高的通貨膨脹率,而對於經濟增長沒有任何幫助。停滯的增長和通貨膨脹的結合——被稱為經濟「滯脹」——嚴重削弱了凱恩斯主義在統治階級的風行地位。資產階級最終放棄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削減社會支出,轉向了新自由主義。

儘管今天的危機規模很大,過去40年中在世界舞台上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義模式遭到否定,但這並不意味著統治階級能夠或將回到結構性的凱恩斯主義。繁榮的經濟,各國資產階級之間緊密協調,這些必要的社會條件已經不存在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凱恩斯主義將更像1930年代的臨時措施,因為我們正在走向世界經濟的深度衰退和帝國主義(特別是中美兩國)之間的競爭。當然,面對群眾的壓力或革命的威脅,統治階級還是可以做出很大的讓步。

問題在於新自由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本身?

自1970年代危機以來,統治階級將其經濟方針從凱恩斯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這是資本主義的特別寄生形式。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的定義是將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限制在保護自由市場和私有財產上。實際上,新自由主義的特徵是公共服務大規模私有化、國際市場對自由貿易的開放、穩定貨幣和債務以及對工人階級的赤裸裸的階級戰爭。它的特徵還在於金融資本的作用不斷增加以及信貸的大規模擴張。所有這些都代表著對利潤率問題的一定解決方案,但只是堆積矛盾,而矛盾造成的問題在某個階段不可避免地會爆發。

凱恩斯主義的擁護者,尤其是左翼,將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描繪為貪婪或無知的產物。隨著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陷入危機,這種情緒自2008年以來已經增強。 但是,統治階級採取了新自由主義來應對凱恩斯主義在1970年代自身的危機,因為當時實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陷入利潤率下降、「滯脹」、企業無法找到獲利投資因而破產等問題。

新自由主義用大量的投機活動來恢復盈利能力,採取減稅和私有化來攻擊國有部門,同時提高生產速度、延長工時和削減工資來急劇提高對工人的剝削率。這些都沒有解決2000年後在美國再現的生產力增長率下降的問題,這也是當前危機的一個關鍵的根本因素。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如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認為不受監管的市場以及作為新自由主義關鍵特徵的自由放任制度(而不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是危機的根源。他們指出,2008-09年之後,(在歐洲尤為明顯)傳統政客的緊縮狂熱未能使經濟恢復健康。

衰退中的制度

在這裡,我們需要指出馬克思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一個關鍵區別。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在長期是處於衰落狀態。在18、19世紀,資本主義導致了人類生產力空前的大規模成長。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民族國家與世界經濟在和諧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的結果。兩次戰爭之間的時期,根本的危機沒有得到解決——表現於經濟停滯不前,社會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徘徊。戰後的繁榮是一個特殊的階段。1970年代的生產力放緩和盈利危機,是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重新開始長期衰退的開始。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這一制度並沒有衰退、可以修正。他們將危機視為「消費不足」、工人工資的下降和生活水平的下滑降低了需求,使企業無法出售其產品的結果。這個過程,在馬克思主義術語中是「實現危機」,當然是引起危機的原因。但這不是全部原因。

在經濟不景氣期間,經濟的其中一個部門拒絕或無法投資於生產。這通常導致生產和經濟活動的下降,從而導致工作機會的喪失和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的下降。企業萎縮或破產,工人階級面臨日益嚴重的貧困和失業。這種現實構成了凱恩斯主義的消費不足理論的基礎,即工人沒有為使企業盈利而花費足夠的錢。凱恩斯主義者認為,如果國家干預可以刺激需求,投資將恢復,資本主義的危機將得以規避。

這是資本主義危機的片面觀點。凱恩斯主義從表面上將經濟視為一個會計實體,要修正一個部門的負數,只需要簡單地在另一個部門填補上空缺。它不能對於「為什麼企業週期性地拒絕一次全部投資生產的原因」這個問題作出解答。馬克思主義者理解這是因為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是由逐鹿爭奪利潤的競爭所驅使的,所以企業過度生產商品和資本,導致市場陷入飽和。

即使在最近的經濟復甦期間,企業在擴大生產方面的投資回報也越來越少。例如,企業將其利潤大量投入到包括購買股票在內的金融賭場中。在當前的危機中,我們看到蘋果公司像2019年那樣聚積了超過2000億美元的現金,卻無法找到有利可圖的投資。這再次表明了生產率增長的長期危機,以及資本主義無法像過去(特別是戰後繁榮時期)那樣真正擴大生產力。如果公司在近期「繁榮」時拒絕投資,為什麼凱恩斯主義的在蕭條中給他們更多錢的政策會使他們投資呢?

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都是針對資本主義面臨的不同危機而發展起來的。而兩者都未能長期穩定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如何才能使我們擺脫當前的危機。

凱恩斯主義可以解決危機嗎?

政府支出可以在有限的範圍內刺激需求,並可以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某些交互方面。新政為數百萬美國工人提供了急需的就業和救濟。今天,在新冠病毒帶來的封城措施直接影響下,某些政府支出可以緩解危機的最嚴重方面。

但這些支出的作用有限。同樣,羅斯福的新政只有在擁有美元等強勢貨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才能實現,而亦不能單靠這樣來擺脫經濟蕭條。二戰後造成的巨大破壞,加上其他條件,才造就了戰後的景氣。解決當前蕭條的一個明顯問題是,在沒有戰爭或自然災害對資本造成如此破壞下,怎樣可以讓這樣的經濟景氣重現。

我們現在在美國可能見到的是,務實而不情願地採取凱恩斯主義,但同時實行嚴厲緊縮,甚至可能實行私有化。在政府頒布刺激措施的同時,各州也威脅要大幅削減社會服務,而共和黨人顯然傾心於郵局破產的想法。

從長遠來看,凱恩斯主義無法為這場危機提供解決方案。向經濟注入數萬億美元並不會消除對於飽和市場投資的阻礙。2.2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措施暫時平息了金融市場,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現在已放棄了有關迅速呈「V」形復甦的完全不切實際的說法。

日本最近在30年政策中的經驗,進一步證明了凱恩斯主義無力解決嚴重的資本主義危機。1990年代初,隨著日本經濟停滯不前,日本政府採取了公共工程項目、降低利率和其他凱恩斯主義措施,直到2000年代初實行緊縮政策,這一舉措一直持續到今天。以累積世界上最高的債務與GDP比率為代價,日本的凱恩斯主義措施在過去的30年中僅實現了1%的年均實質GDP成長,期間還伴隨短暫的經濟衰退。前首相安倍晉三一直在實行自己的右翼凱恩斯主義,即「安倍經濟學」——將放鬆管制和反勞工法與向公司派錢結合在一起。所有這些完全無法恢復持續的成長,反而使工人轉向了不穩定、兼職或零工。在安倍晉三的右翼政策下,凱恩斯主義的社會和基礎設施支出已幫助避免的深刻的社會危機或新的階級鬥爭恐將重新點燃。

凱恩斯主義與社會主義

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即使是右翼政府也越來越多地採用凱恩斯主義措施,這暴露了統治階級的虛偽。當伯尼•桑德斯呼籲實行全民醫保時,喬·拜登和其他親財團民主黨人不斷地反駁他:「你錢從哪裡來?」但當美聯儲想把最近為企業和各州提供的2.3萬億美元援助計劃中的一部分用於股票和垃圾債券,以支撐金融市場時,沒有人問他們錢從哪裡來。如果你能找到拯救大企業的錢,為什麼不能找到拯救勞動人民的錢?

然而,雖然凱恩斯主義的措施包括商業刺激,但也包括社會福利計劃。凱恩斯的思想在左翼改良派中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支持,他們是真正想為工人階級利益而戰的活動家。一些人,比如桑德斯,將凱恩斯的政策視為「民主社會主義 」的例子,並以出北歐的福利國家為例,然而這些國家也遭新自由主義所侵蝕。另一些人則承認凱恩斯主義政策仍然沒有廢除資本主義,但認為這種政策是用和平方式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的一種手段。不管是哪種情況,這些左翼凱恩斯主義者都是用凱恩斯本人同樣的視角來看待資本主義及其危機,把危機完全歸咎於新自由資本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本身。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則不同於他們。

資本主義的邏輯總是會導致資本的過度積累和生產過剩,進而產生危機。社會擁有過多的財富會造成下崗和貧困。這些財富是工人階級創造的,卻被資本家佔有,實在荒謬。社會主義者正是想用計劃經濟解決這種被「閒置」的工人被自己創造的財富所包圍的矛盾。在計劃經濟下,大企業被工人收為民主公有,我們就可以把經濟的方向調整為為使用價值而生產,而不是為盈利而生產,從而避免生產過剩。如果需要減產,掙脫利潤導向的社會主義經濟可以簡單地對工人進行再培訓,或者減少每週的工作時間,以維持工人的充分就業,而不降低工人的收入,由現代生產創造的巨大財富支付,而這些財富現在卻被囤積在1%的人手中。

凱恩斯主義從根本上說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試圖從自身拯救資本主義。 而且即使能夠完全運用左翼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它也會保持資本主義制度的完整,不過是有更多的規章制度、社會服務和一些國有部門罷了。這並非對凱恩斯主義「不夠激進 」的道德批判。對工人階級有利的改革也會削減大企業的利潤,這意味著這些改革不斷遭受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被蠶食或取消的危險。

當桑德斯在辯論中提出全民醫保的必要性時,拜登的回應是說,意大利有公營醫療系統,但未能充分應對新冠病毒危機。我們並不認同拜登反對「全民醫保」的立場,但事實是,從2001年開始,意大利就對國家醫療體系挖空心思進行改造,目的是將其變成私人醫療的盈利附屬品。我們應該爭取像「全民醫保」這樣的改良,但我們不只是要改良,還要將整個醫療行業、最終將主宰全球經濟的所有大公司和銀行收歸公有。

馬克思主義者雖然反對改良主義,但並不反對爭取改良的鬥爭。馬克思主義者會為改良而奮戰,這是俄國革命者托洛茨基稱之為「過渡綱領」的一部分。這需要在現時意識與明白轉向社會主義的必要之間架起一座橋樑。我們為爭取立即使工人階級受益的改良而奮鬥,從提高最低工資到租金管制到提高對大企業的稅收。我們還提出了超越資本主義的要求,例如將能源行業和大銀行置於公有制之下,採取工人民主控制計劃經濟。但是我們用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動員來爭取這些改良。說服資本家採取巧妙的貨幣手段或政策手段是行不通的。

此外,我們還指出任何改良的局限性,以及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性。在我們針對新冠病毒危機的綱領中,我們呼籲:「為所有在必要部門工作的工人提供辛勞津貼;如果工人因大流行或經濟衰退而失業,他麼要擁有全薪;凍結所有房租和抵押貸款;安置無家可歸者的緊急計劃;重新開放關閉的醫院;接管空蕩的建築物,建立免費的醫療診所;大規模加快培訓和僱用醫務人員;接管拒絕遵守安全標準的工作場所。」這樣的需求將對危機的立即響應,與在工人民主的控制和管理下,將整個經濟置於公有制的需要聯繫在一起。

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唯一明確方法,是把500家最大企業置於公有,和對經濟進行民主和合理的規劃。必須排除追逐利潤的動機,並且只有工人和消費者的民主決定才能平衡支出和收入,以保證生產符合社會需要。這樣的社會主義計劃可以使我們人人享有體面的生活水平,合理地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並解決資本主義社會所面臨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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