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冷戰:邁向兩極化的全球經濟

美中冷戰正在升級。 我們主張工人與受壓迫者,無論在東方或西方,必須團結,才能擺脫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世界。

Vincent Kolo 中國勞工論壇

「中美關係沒有最差,我們只會不斷見到新低。」作家和中國問題專家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如是說。

世界兩大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衝突正疾速升級。今年7月,美國下令關閉中國駐休士頓領事館,隨即美國駐成都領事館遭關閉。美國政府虛偽地聲稱休士頓領事館為「間諜中心」,彷彿這是史上首例一樣。在成都,數千民眾響應政府宣傳而興奮上街,目睹美國領事館工作人員被趕出。 兩國政府都宣布了將對方公司列入黑名單並驅逐記者的措施,並威脅進行更嚴重的報復。

7月23日,美國國務卿龐皮歐(Mike Pompeo)在演講中闡述了華盛頓的冷戰議程。他說,世界面臨著「自由和暴政之間的選擇」,並直白地挖苦了德國的總理梅克爾,呼籲世界上所謂的民主國家不要向中共「屈膝」。 中國方面,基調轉變得更加急促,去年相對克制的反應變成了 「戰狼」外交(以中國一部流行的戰爭電影命名)。 中國將龐皮歐描述為 「人類公敵」,的確許多美國人也會認同這個看法。 外交部長王毅向俄羅斯外長通話時,批評美國已經 「失去了理智、道德和信譽」。

一年前,我們在《社會主義世界》(Socialist World,美國姊妹組織「社會主義替代」出版的刊物)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的貿易戰並非「一次性的爭端」,相反,「中美衝突將繼續下去,而且越來越尖銳,可能給全球經濟、政治甚至軍事造成巨大影響」的狀況才剛剛開始。 從那時起,衝突急劇升級。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起到加速的作用。正如最近的劇烈動盪所顯現,就連股票市場在國家信貸的前所未有的支持下,也開始不得不清醒地認識到新冷戰已經成為現實。

新冠肺炎疫情加劇衝突

這場疫症使本已緊張的中美關係徹底破裂。中共政權有理由擔心,美國正在利用這場大流行病動員全球輿論反對中國。美國政府有時挖空心思進行言語攻擊,多次使用「武漢病毒」這個名稱,甚至公然使用種族主義的「Kung Flu」(意為功夫流感)。要求中國對這場大流行進行經濟補償──這是一種「戰爭賠償」──獲得了廣泛的呼應,例如為非洲的債務國政府所接受,這些國家迫切希望北京能提供債務豁免(中國是非洲最大的債權國,非洲大陸超過1/5的外債是中國債務)。

習近平的專制統治釀成病毒在初始階段的擴散。根據南安普敦大學賴聖杰博士的一項研究,如果中國政府早三週採取行動,實施最終於1月23日宣布的措施,武漢及周邊地區的感染可能減低95%。習近平政權猶豫不決,而其無情的審查機器則逮捕和壓制醫療界的揭密者。然而,川普政府為這些罪惡的錯誤作了驚人且無知的加碼,因為川普在推特上不少於15個場合表示他對中共政權的大流行病應對措施充滿信心。 比如1月24日,川普在推特上寫道 「我要代表美國人民感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川普後來讓美國退出世界衛生組織,指責它是「中國傀儡」,這是一場無恥的代理人戰爭。世衛是聯合國的一個部門,固然是一個官僚化的機構,以政治而非醫療專業為先。 然而,在缺乏一個真正的、由民主控制和管理的全球衛生機構的情況下,川普破壞世衛組織的作法會嚴重干擾帝國主義桎梏下連基本醫療基礎設施都缺乏的窮國的病毒防治工作。

美帝國主義和中國帝國主義的地緣政治鬥爭是一場爭奪全球霸權的多方面對抗。這一衝突的主要特徵是經濟戰而非軍事戰。這包括越來越多地使用國家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經濟政策(尤其是中國),以及貿易、金融和技術作為武器(尤其是美國)。

軍事衝突,特別是涉及第三方的代理人戰爭,是這種情況中更大的危險。近60年來,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軍隊──中國和印度之間的第一次致命衝突,就是這種代理人戰爭的一個例子。美國敦促莫迪政府加強其北部邊境,向印度提供更多的軍事支援,並支持其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美國向印度出口軍事物資從2008年的零增加到2020年多達200億美元。

在南中國海,隨著中美兩國與6個較小國家之間的衝突升級,中美兩國都大大加強了海軍演習,各國都對這條戰略水道中的一些島群提出了相互競爭的主張。7月,美國大大提高了賭注,宣布中國對所有領土的所有權都是「非法的」(過去美國對所有競爭性所有權都假裝「中立」)。菲律賓政府6月突然反悔,以「地區政治和其他事態發展」為由 ,暫停取消一項主要軍事條約《訪問部隊協議》(VFA),這對美國來說是個重大勝利,對中國的地區外交而言是一個新的挫折。

當前的軍事競賽不是1945-89年上一次冷戰的重演,因為當時衝突雙方有著兩個不同的社會經濟體系。今天的中國和美國一樣,都是資本主義經濟體。昔日的毛主義-史達林主義專政已演變成一個極端高壓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大漢族主義)警察國家。 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比史達林主義的蘇聯要大得多。蘇聯的對外貿易在鼎盛時期佔其GDP的4%,主要是與資本主義世界之外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進行貿易。

相比之下,中國的對外貿易占其GDP的36%。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在全球的金融足跡非常大。 它擁有世界第三大債券和證券市場,以及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到2017年底為1.8萬億美元)。這使今天的衝突更加複雜,對經濟的破壞也可能更大。

北京大學國際與戰略研究所所長王緝思說:「中美關係目前可能比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更糟,後者『至少是冷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相互分離,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衝突僅停留於表面。」

危機中的兩個超級大國

而令當前的動盪更加動盪的是,這兩個超級大國的政府都陷入了嚴重的危機。因此,正如我們所預測的那樣,新冷戰和全球危機更有可能削弱和破壞這兩個政權的穩定性,而非某一方取得顯著勝利。川普的支持率在下跌,可能正面臨史上現任總統中最糟糕的敗選之一。他的政府對新冠肺炎大流行處理不當可謂災難性,這也沉重打擊了美帝國主義的全球地位和權威。資產階級評論員正埋怨全球領導「真空」,而這與2008-09年經濟危機時的狀況形成鮮明對比。

當然,這是習近平政權政治計算中的一部分──從美國陷入混亂中獲利,以削弱其反華議程。但是,由於嚴重依賴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和經濟脅迫,北京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適得其反,以至於它甚至導致美帝國主義部分地克服了「川普問題」,並使其他國家更加靠近美帝。

習近平從台灣領空到印度邊境和南中國海的公然軍事部署就是這種情況。在香港,習近平採取了好比導彈攻擊的法律手段,以嚴厲而影響深遠的國家安全法剝奪了香港的自治權。國際特赦組織的羅助華(Joshua Rosenzweig)評論道:「中國旨在從今以恐懼治港」。

最近幾個月,中國與日本、澳洲、加拿大、英國,印尼和越南發生衝突。當然,美國政府在這些衝突中都有一手。中國的反應如此拙劣,彷彿是故意要挑釁,因此只能損害其更廣泛的國際利益。這看上去令人難以理解,除非我們了解國內發生的情況。

中共內部權鬥

對於習近平政權來說,這政權正面臨著與美國統治階級一樣嚴重的危機。保持對中國社會控制的鬥爭始終是首要的。

2020年上半年,中國人均收入下降了1.3%。 令人驚訝的是,在城市地區,下降幅度更大,為2%。在中國已經40年沒有出現這種情況了。非官方估計顯示,真實失業率是20%,而社會只有不到10%的勞動力擁有失業保險中。招聘機構智聯招聘報告說,由於新冠肺炎大流行,1/3的白領工人被解僱,而30歲以下的工人中有38%被迫減薪。因此,我們應該對一有關中國「V型恢復」的報導持保留態度。

北京的外交政策當然為中國日益增長的全球利益服務,但這裡也存在越來越多的矛盾。習近平政權的首要目的是要維持其國內地位,而這個壓力卻越來越大。面對國內嚴峻的挑戰,習近平運用一系列強硬的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外交政策,越搞越大。這些舉措主要針對國內需要,為了強化他「強人」和「絕不妥協」領導者的形象。

印度內閣秘書處前任官員、中國問題分析師拉納德(Jayadeva Ranade)提出了以下觀點:

「我毫不懷疑,更強硬的[外交政策]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在國內,人們認為國家領導人越來越無法達成這兩個百年目標——所謂的『中國夢』,以及到2049年發展水平就算不超越,也至少追上美國。在香港持續一年多的抗議活動是一個因素,第二個因素是台灣批評中國的姿態。 因此,我認為中國人民感覺,國家領導人不再那麼厲害,對局勢沒有堅定的把握,而這就是習近平選擇採取更強硬路線的真正關鍵因素之一。」

政權內部新一輪的權力鬥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越來越多的中國精英階層越來越擔心習近平的「戰狼」取態是錯誤的、實際加速了美國孤立中國的企圖。反習派系寧願看到更多地強調「穩經濟」和淡化中國的軍事形象。

4月,中國國家安全部發表了一份秘密報告稱,國際上的反中情緒已達到1989年六四清場以來的最高點。這份報告被北京內部人士洩露給路透社,這是派系不和的確定跡象。在其他部分,該報告警告說,中國應該為與美國武裝對抗這一最糟糕的情況作準備。

同樣在4月,習近平在中共高層成立了另一個委員會來負責確保「政治穩定」。顯然,在習近平本人正在展開的權力鬥爭中權衡自己的選項時,最高層存在一種生存危機感。 這個新委員會由習近平的親信、政治局委員郭聲琨率領,而其任務是要識別威脅並維護「政治制度的安全」。

5月,《解放軍報》(有影響力的軍方喉舌)發表了一份報告,警告說中國的社會經濟壓力已達到「高爆點」。它警告說,某些大國(未指名道姓)可能利用經濟危機導致中國經濟衰退,在中國製造社會動盪。

香港的政變

習近平日益強硬的政策與更加務實的削弱美國冷戰議程的戰略之間的內在衝突,從他在香港的政治政變中就可看出。這進一步提高了中美衝突的風險,並打開了一個潛在的政治和經濟影響的潘多拉盒子。後果之一是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不再,特別是如果金融脫鉤緊隨已經開始的供應鏈脫鉤。可能出現的狀況是美國和其他西方銀行和企業脫離香港,由中國大陸的金融機構取而代之,香港的金融和股票市場完全「大陸化」。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統治精英將失去一直以來獲取外國資本的重要途徑。

將經濟和金融市場強行分開的過程將極具破壞性和混亂。這帶來了更廣泛的系統性危機的風險。這就是為什麼儘管國會中極右份子發出呼籲,但美國政府仍未實施針對香港聯繫匯率的攻擊,港府自1983年以來便將香幣與美元掛鉤。從理論上講,美國擁有限縮香港使用美元的權力,使聯繫匯率崩潰。但是這樣做可能會引發全球金融和貨幣危機。

華盛頓和北京都在越來越多地努力組建新的外交和經濟集團,以封鎖對方:川普政府已提出了「D10」(十個「民主」資本主義國家,包括韓國、澳大利亞和印度以及七國集團G7)的建議。中國總理李克強表示可能會申請加入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這是美國設計、在川普任職的第一天就被其放棄的TPP的剩餘物。中國繞過美國主導的遏制運動的主要外交政策軌道仍然是「一帶一路」,已有130個政府簽署了該倡議。但是,這個龐大的計劃也面臨著嚴重的麻煩。

所有這些外交演習都加劇了兩國政府相互「脫鉤」的看似不可阻擋的壓力。這標誌著「地緣經濟」的興起,取代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成為全球經濟中的主要趨勢。 在2020年期間,這一立場已經加強。 對於美國統治階層的關鍵部門,與中國的脫鉤已演變為「硬脫鉤」,而中方則有相應的轉變。今年的新發展,歐洲和亞太地區越來越多的政府正在採取脫鉤的態度。英國《金融時報》的詹姆斯•肯格(James Kynge)指出,「兩極世界已初具規模」,並補充說「西方正在迅速樹立反對中國的全球野心的一堵長城」。

華為被脫鉤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中國通訊科技巨頭華為,其世界領先的5G技術已成為美國領導的前所未有的封鎖運動的目標。去年,這場運動似乎由於川普甚至疏遠了堅定的親美政權,運動的打擊能力受損害,但它已在新冠疫情和西方資本主義更迫切推動建立反對中國資本主義的共同戰線的陰影下獲得了新動力。

《南華早報》指出:「在國際5G市場的潮流已與華為背道而馳。」該報提到,英國政府7月份在5G議題上推翻了原本立場,是對中國和華為的決定性打擊。 法國政府此後不久也效仿,也推翻了先前從華為購買的決定。 除華為外,美國商務部已將70多家中國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單。

英國排擠華為的決定可能要付出25億美元代價,5G在該國也要推遲兩年才能實現。但是右翼和民粹主義政治家越來越不顧成本和競爭力方面的爭論,在大流行的背後,反中言論似乎在選民中很受歡迎。在7月份在英國進行的一項民調中,有83%的受訪者表示不信任中國。 皮尤(Pew)7月在美國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有73%的人對中國持「負面印象」,相比川普上台時上升了26%。

現在看來,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數歐洲和北美市場以及日本、澳大利亞甚至印度都將禁止使用華為的5G設備。 即使在以前被視為其安全囊中物的東南亞,華為的地位也受到威脅。新加坡和越南已經將華為排除在外,以支持華為的歐洲競爭對手。正如英國對華為政策反轉所顯示的那樣,中美脫鉤以及更廣泛的去全球化進程(向經濟民族主義的轉變)充滿了問題和巨大的代價。但是儘管如此,方向還是很明確的。

國家干預

自新冠疫情危機爆發以來,越來越多的主要資本主義政府訴諸於國家干預措施,並指向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向,這是同一進程的另一特徵。沒有國家就不可能有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和干預。因此根據定義,這是一項國家政策,亦會受到民族國家的界線所影響及限制。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的制定無可避免地背離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這種內向的轉變違反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驅動力之一:基於全球勞動分工提高生產率。

無疑,這是資產階級在特定時期的政治需要,跟其制度追逐利潤的經濟需要之間,有著互相衝突的矛盾。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大蕭條期間解釋了這一矛盾,這也是個撤退到國家資本主義政策的時期:

「國家資本主義拼命使經濟脫離世界廣泛的勞動分工,強使生產力適應民族國家的普洛克魯斯蒂斯之床;人為地收縮某些部門的生產,同樣人為地用巨額無利的開支來建立其他一些生產部門。」 (托洛茨基,《蘇維埃國家的階級性質》,1933年)

在1930年代,這一過程在法西斯主義政權中尤為明顯,特別在希特勒治下的德國。 儘管當今的經濟蕭條甚至可能比1930年代那一次還嚴重,但轉向國家資本主義政策的規模仍沒有那麼大。 但是,國際層面上政策的轉變正在開始,最突出的體現在於兩個主要帝國主義大國的經濟政策。 這個過程能走多遠還有待觀察,但其影響已經很明顯並且是無庸置疑的。

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關於經濟民族主義的著作中還解釋說,民族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政策的興起將不可避免地為帝國主義的新的暴力「飛躍」做準備,這一觀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到了證實。今天,當前的帝國主義衝突和全球力量對比與1930年代有所不同,當前的資本主義去全球化階段可以持續更長的時間。

在中國,習近平的獨裁統治受到內外部壓力的束縛,已經提出了經濟「內循環」。習近平恢復了毛澤東關於「自力更生」的口號,強調必須加快中國下一代技術的發展,包括為其技術產業提供發展養分的微芯片,並快速追蹤數碼人民幣的創建,這是規避美國事實上控制全球金融體系的幾種方法之一。

拋棄美元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儘管危機起源於華爾街,但美元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反而得以強化。這為美帝國主義提供了強大的武器,它越來越頻繁地用金融制裁對付自己的地緣政治對手。中國現在已經和俄羅斯、伊朗和朝鮮一樣,成為美國制裁的目標。但對於中國,川普政府對於實施真正制裁仍搖擺不定。

十年來,北京一直在推行人民幣國際化計劃,作為打破美國壟斷的戰略,但迄今為止,收效甚微。根據國際結算銀行的數據,去年人民幣在國際貨幣交易中所佔的份額僅為4.3%,而美元佔88%。 在所有外國銀行準備金中,超過61%以美元計價。

人民幣有限的作用歸因於中國的資本和外匯管制制度,如果不冒大規模資本外逃和銀行業崩潰的風險,前述管制制度就不能放棄。全球金融體系是由寄生投機的「動物本能」驅動的。隨著經濟變得更具寄生性,對美元自由兌換的需求也在增長。因此,中國試圖吸引更多的國家和金融機構增加人民幣持有量(不能自由交易)的努力已經陷入困境。

像當今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其他支柱一樣,美元的領導地位可能會因新危機的影響而垮掉。美國政府史無前例的債務融資紓困計劃,以挽救資本主義(今年到目前為止,已超過6萬億美元),最終可能會導致人們對美元作為全球金融體系的錨點進行重新思考。美國帝國主義越來越多地使用金融制裁作為地緣政治的警察措施,可能會加快這一進程。

中國政權轉向更多的國家資本主義控制始於2008年金融危機之時。這是一個非常明確且引起廣泛爭議的現象:國進民退,意為「國有企業前進,私營部門撤退」。但是,儘管這在中國具有特殊的活力——因為對關鍵經濟部門的控制與維持中共獨裁聯繫在一起,但越來越多的國家干預手段已成為一種全球趨勢,而不是中國獨有的趨勢。其他資本主義政府,即使擁有無可挑剔的「自由市場」傳統,也正在以相當模轉向國家資本主義措施。

以美國為首的脫鉤議程使習近平政權別無選擇,只能設法迅速推動其內部市場的增長。但是,由於中共破壞了計劃經濟時期的基本福利制度,發展中國國內消費的嘗試歷來都沒有達到目標。社會安全網的缺乏迫使中國人為了「緊急情況」(例如大病或生孩子)而保持超高的儲蓄水平。

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的家庭債務水平也出現了爆炸式增長,接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 在2015年至2019年的五年中,中國家庭增加了4.6萬億美元的債務,而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美國家庭債務在2003年至2008年間增加了5.1萬億美元。 現在,疫症與債務負擔嚴重結合在一起,嚴重限制了中國的消費。

中國經濟政策的內向轉移並不意味著重返自給自足狀態,它不比其他任何國家更能做到這點。但是中國的出口將面臨越來越大的壁壘,尤其是在西方市場。亞洲、非洲和南美市場中的競爭也將更為激烈。

國民經濟成為習近平政權的決定性重點,同時採取國際戰略將俄羅斯、東南亞、非洲的部分地區和東歐更緊密地整合到中國主導的陣營中,以抵消美國主導的高壓戰略的對應。 對於華盛頓和北京而言,新一輪的陣營組建充滿了複雜性和初期危機。

困擾中國「一帶一路」的問題表明了這一點:債務困擾加劇(所有項目中有16%將要違約),經濟收益比預期的要少,而北京也有可能進一步陷入對其經濟施加新壓力的地緣政治泥潭中。中國最近與印度的衝突在許多方面是其「一帶一路」在巴基斯坦的野心的必然結果,其中一些關鍵項目都在有爭議的邊界附近進行。

拜登勝選?

在11月舉行的美國大選或將提供一個喘息空間,甚至可以為中美衝突降溫。但無論勝選的是川普還是拜登,這都不是最可能的情形。儘管美帝國主義的冷戰政策是在川普的監視下發動的,但他並不是這一進程的核心人物,而且有時他自己的政策選擇使他被美國統治階級邊緣化。

他決定於2019年5月放過中國科技巨頭中興,以此作為對習近平的「恩惠」。2020年6月,川普又決定推遲就新疆問題對中共官員的制裁,以換取中國增加美國農產品進口的保證,旨在增加自己的勝選機會。

北京認為,可以誘使川普以合理的價格進行交易,而拜登方面似乎更加鷹派、注重意識形態,也許更嫻熟地執行其反中議程,並與傳統上親美的政府重建已支離破碎的聯盟。這反映出中共政權更傾向於川普的勝利。我們不僅從博爾頓(John Bolton)出的新書中獲悉,而且從中共一些知名人士那裡也看到這一點。

拜登最可能勝選,但這無法停止中美衝突。而更可能的是衝突進一步升級。從這個角度來看,一個可能的情況是,拜登身為總統提出「重置」中美關係,以就廣泛的有爭議問題進行談判。 美國可能會提供一些讓步,例如取消川普實施的關稅,因為這關稅即使在美國資產階級內部也飽受爭議。

但是,任何讓步都可能換來美國對經濟政策、技術、投資規則甚至在「一帶一路」、香港和南中國海等敏感的地緣政治問題上更為苛刻的要求。以中國為例,在習近平領導下,在大部分這些議題上屈服於美方壓力幾乎是不可想像的,因為這會讓習近平喪失權威。 因此,局勢即使能夠暫為緩和,但要結束現時的衝突也很難。

中共政權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工人事業沒有任何關係。它是資本主義寡頭的獨裁政權,無法鼓動全球的聲援和輿論,而只能依靠惡毒的右翼民族主義和日益增長的軍事力量。美國及其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盟友可以部分地將其貪婪的帝國主義政策隱藏在所謂「民主」的面具背後。不過,隨著資本主義危機在「民主」國家中引發一波又一波的國家鎮壓,這張面具被越來越多的人看破。社會主義者反對美帝國主義和中國帝國主義,它們正在危及地球的未來。我們主張在工人和被壓迫者之間、不論東西方之間建立團結,使世界完全擺脫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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