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羅伯.華萊士的《大農場製造大流感》

這種病毒的爆發涉及許多原因,其中最大的一個就是資本主義農業霸權以及資本主義本身

Sam Belton(ISA愛爾蘭支部)

新冠肺炎以驚人的速度在全球傳播,壓垮了各地的醫療體系,並殺死了成千上萬的人,其中有許多是一線的醫療工作者和早期缺乏檢測的貧困人群。新冠肺炎是由新冠病毒(SARS-CoV-2)引起的一種急性呼吸道疾病。在基因上,該病毒與2003年爆發的沙士病毒相似度為82%。

這兩種病毒似乎都是由蝙蝠通過中間宿主,從而傳播到中國南部居民中的。雖然特朗普(台:川普)等西方領導人因為這次疫情而指責中國政府,但這種病毒的爆發涉及許多原因,其中最大的一個就是資本主義農業霸權以及資本主義本身。

羅伯·華萊士(Rob Wallace)在2016年出版的著作《大農場制造大流感:傳染病,農業綜合企業和科學性質的調查》(Big Farms Make Big Flu: Dispatches on Infectious Disease, Agribusiness, 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其中許多地方都可以作為這場疫情的預警。華萊士本身是一位進化病毒學家,他擅長繪制人畜共患病的「系統地理學」圖譜,特別是之前的豬流感「H1N1」和禽流感「H5N1」病毒。他可以用這些了解這些病毒的歷史和地理分布。

牟利性科學的根本問題

華萊士先引入了一個關鍵思想,那就是對於許多人畜共患病毒(也就是可以從動物傳播給人類的病毒,例如新冠病毒),它們的進化和傳播所依賴的物質基礎不是完全隨機的。大多數病毒學家會說這是顯而易見的觀點,但是在現實中,卻反而把影響病毒進化和傳播中的社會經濟因素僅僅看成是隨機變量。

這意味著人們沒有集中精力在研究為什麽那些「低致病性」的病毒(譬如可以感染野鵝的病毒),可以變成為「高致病性」病毒——能夠感染和殺死數百萬人的流行病毒。與此相反,人們把研究重點放在研究病毒如何剋制人類免疫系統的分子機制上。這當然是一個有助於疫苗研發的關鍵領域,但如果不去質疑那些驅使病毒進化的選擇性力量,我們就無法防止未來病毒的爆發。

華萊士解釋說,這種採取「分子方法」為主來因對流行病毒的原因,來自於大型制藥公司的牟利性科學,對他們而言,消除人畜共患病毒進化的條件幾乎沒有錢賺,因為沒有病毒就意味著無法從昂貴的疫苗中獲利。從這個意義上講,服務於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更為有利可圖,這正是資本主義的邏輯。

儘管牟利性科學完全沒有能力解決病毒大流行的根本問題,但是當非牟利的公共研究者試圖對人畜共患病毒進行數學建模時,通常會遇到障礙。為了使模型可以有效的預測未來的爆發,研究者需要不同病毒株起源地的地理和農業生態的詳細信息。此外,還需要病毒本身的樣本,因為它們的遺傳序列信息可以組合出病毒跨地理空間的進化軌跡。

 華萊士提供了這些事件的記錄,一些國家拒絕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合作,甚至遊說組織採取新的命名系統,以便把公眾注意力從某些應對問題負責的政府或者企業轉移開去。爆發一開始,各國政府當然傾向於保留有關於本地病毒爆發的重要信息,以免自己成為國際譴責的焦點。但是,由於國家權力已經被大型農業財團所操控,所以這些國家不願意進行更多合作。

農業財團的邪惡角色

通過研究案例,華萊士將2009年的豬流感爆發事件作為證明,當時由於跨國農業財團的強大力量,人們幾乎無法追蹤病毒。豬流感的爆發事關1918年造成西班牙流感的H1N1病毒的再現,它起源於墨西哥的韋拉克魯斯(Veracruz),並迅速傳到了美國。毫無疑問,爆發是從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 Inc.)旗下一家位於韋拉克魯斯的分公司的一群存欄豬中開始的,但是美國的農業官員在沒有絲毫證據的情況下假定病毒是由亞洲豬身上產生,並被人類帶到了美國。官員之所以提出這個說法,就是因為農業財團的財富和遊說力量如此之大,以至於他們一邊可以獲得進行自我測試的許可,另一邊則輕易收買政府官員,使得他們的內部檢測結果都是合法的。

華萊士出色地揭露了病毒性流行病是資本主義本身的固有問題。跨國企業採用了密集的現代工業化農業模式,為了利潤最大而殘酷剝削和野蠻對待動物。例如工業化的家禽業,經過基因改良而培養的肉雞,生長速度是他們野生近親的三倍,而飼料卻只需要一半,這種「生產力」是要犧牲掉強壯的免疫力作為代價的。

工業化的養殖企業還可以採用封閉式的養殖設施防止低致病性病毒傳染,但是小農戶的自由放養卻會使這些病毒自然傳播。由於沒有低致病性病毒經常性地激活動物的免疫系統,一旦病毒不可避免地進入家禽群體時,就能迅速進化成高致病性和高毒性的病毒。

隨著氣候變遷和森林破壞,野生鳥類不得不更加接近這些工業化農場,家禽就更容易感染來自野生鳥類的低致病性病毒。農業財團需要為他們的家禽進行測試,並建設成本高昂的生物安全系統,但對企業來說不這樣做才最為有利,因為他們追求短期利潤。往往撲殺受感染家禽的成本是由國家承擔的,而利潤損失卻是由養殖戶承擔,但養殖戶只是從農業公司那里承包養殖任務,而家禽也是屬於公司的。

此外,在將生產外包給「第三世界」國家的情況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結構調整計劃,以及政府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支援,創建了一群被高度壓迫、依賴農業財團的勞動力,他們在缺乏動物和公共衛生設施的情況下養殖專利家禽。因此,很明顯,資本主義的利益和防止病毒大流行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法相容的。

標準模型:見木不見林

華萊士清楚地展示了,畜牧生產的全球化網絡不但增強了病毒的流行,而且實際上起到了病毒的物競天擇作用,並決定了病毒的發展。如果流行病預測模型可以加入更多決定傳播速度的因素,包括密集式工業化耕作、樹林砍伐和生物多樣性被破壞,那麽這些模型的預測能力將大大上升。

這樣的模型揭示了,未來的爆發不太可能起源於華南的一個省份,來自一個疲憊、而免疫系統受抑制的農民工忘記清洗飼料車的單一事件,而是沿著資本,能夠追溯到香港、倫敦、紐約這樣的大城市。這些地方才是真正流行病的初始爆發地。例如,2009年豬流感起源於墨西哥,但這主要是因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鋪好了道路,讓總部在美國的農業企業可以將生產轉移往墨西哥。從這個結構分析,華萊士更加諷刺地將豬流感改稱為「北美自由貿易協議流感」,因為這場流感是資本通過自由貿易區在整個北美運作時引發的。

儘管這個結論可能表明新自由主義是病毒大流行的根源,但更準確的說,資本主義本身就是其根源。由於累積資本就能掌控國家權力,這些農業財團並會不真正受到自由市場經濟的約束,而是利用國家來剝削工人,確保自己可以抵禦經濟衰退,並透過帝國主義開拓新市場和壓迫當地勞動力。在這一點上,華萊士甚至讚揚列寧在1917年評論「美洲地域主義」的文章中有關美國農業的先見之明。

工業化農業的取代方案

在本書的結尾,華萊士駁斥了馬爾薩斯主義(Malthusianism,將大量人口視為根本問題)和厭世論(Misanthropy,將人類本身視為根本性問題),因為這兩種學說都偏向於,並犧牲工人階級。這一觀點非常重要,因為有一些邊緣群體甚至不自覺地提出了生態法西斯主義的思想,並認為病毒大流行反而是重要的人口控制措施。華萊士認為,反而應該用食品科學和疾病科學的資訊更好地計劃生產,從而避免疾病爆發,同時並保持足夠的生產力。

華萊士通過許多經同行評審的研究說明,一些擁有複雜互利關係網的生態系統會更為健壯、更能抵禦疾病。這些自然系統在相對較短的地質時期中能夠實現微調優化,但是對於人類歷史的時間而言,則是進行了非常長的時間。而密集化的資本主義農業在極短的時間內的迅速出現,使得這種自然構建的生態系統沒有適應新環境的時間,但卻有足夠的時間讓人畜共患的病毒進化,因為這些病毒的生命周期非常短,進化速度極快。

  華萊士提到了一些生物學家的思想,例如理查德·萊文斯(Richard Levins)和理查德·列溫汀(Richard Lewontin),萊文斯曾經在古巴政府擔任科學顧問,他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與古巴的科學家合作。他倡導在中央的管理下將生產下放到地方,建立良好的農場網絡,並按照「各種土地使用的規劃」組織起來。利用現有的地方生態,保護當地的微生物環境和結構,同時保持和恢復遺傳多樣性。正如華萊士所說,當生物多樣性喪失,原本無害的病毒傳播到牲畜,乃至人類的機會會大大增加。

社會主義變革的有力論據

最後華萊士出色地展示了,伴隨著資本主義集約化農業在全球發展,高致病性和高毒性地病毒是如何隨之擴散的。即使到現在為止,資本的利益仍然決定著未來病毒流行的趨勢。通過把資本流動的因素加入傳染模型中,可以更好地預測未來病毒地爆發,可能也包括現在的新冠病毒。這一切最後說明資本主義本身就是問題。但我們不應等到複雜的模型結果出來,才組織起來廢除資本主義並實現社會主義。我們的迫切感不僅來自於資本主義農業對動物殘酷的虐待或者對病毒進化的影響,而且也來自於在生產各個階段對第三世界國家工人的無盡剝削。

華萊士解釋資本主義農業制度如何像複製人畜共通傳染病病毒那樣,在全球複製著工人剝削的模式,並多次引用地理學馬克思主義者,如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等,而且也強調那些更注重勞動剝削問題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之重要性。強化工人的力量與農業財團老闆們鬥爭,對推翻資本主義權力至關重要,並讓工人在地域上聯合起來。

從這個層面上講,工人與資本主義的鬥爭是從多個方面抗擊病毒大流行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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