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新自由主義造成全球範圍內的「社會謀殺」

我們需要組織起來,在民主工會中組織起來,在我們的工作場所進行鬥爭,組織起新的工人黨,為民主社會主義綱領毫不退縮地進行鬥爭

要求制定社會和政治方案,以抗擊疫情

Katya Raetz(瑞典)和Marty Harrison(美國),前線醫護工人、ISA成員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感染者和死亡者的數字一公佈,就很快已經過時。 迄今已有350多萬人感染新冠肺炎,約24萬人因此死亡(截至5月4日)。 但這些數字並不可靠,因為各國的標準不盡相同,檢測工作仍然嚴重落後於所需。 包括先進工業化國家在內的大多數國家的醫療系統無法應對這種情況。 總的來說是缺乏設備、人員和安全裝備。 大多數國家仍然無法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以必要的方式對人進行檢測。

雖然病毒不懂政治,但政治局勢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病毒在每個國家造成的公共衛生危機的深度。 專制、不民主的中國政府最初隱瞞了危機的規模,並對病毒在震央武漢擴散到其他地區負有重大責任。 獨立消息稱,中國的實際死亡人數可能是官方數字的十倍。 同樣在伊朗,政府也試圖歪曲官方的感染人數,特別是在最初幾周內。 相比之下,義大利貝加莫地區(Bergamo)的嚴重危機,與汽車製造商在危機初期拒絕停產關係甚大。

新自由主義的破壞性遺產

各國之間的相似之處明顯多於差異。 新冠肺炎暴露出醫療部門的無能,數十年的緊縮政策削弱了醫療部門,無法應對不斷湧入且需要先進醫療的重病患者。 此外,在大多數國家,防護用品、藥品、醫院急救設備等都很匱乏。 資本主義表明它無法保障醫院工作人員和公眾的安全。

在瑞典,當局在發現傳染病的傳播明顯失控時,就放棄了對民眾進行大規模的檢測。 根據目前的指導方針,只有入院的人、有症狀的養老院居民和醫院工作人員才可以接受檢測。 受影響最大的地區斯德哥爾摩,從一開始就停止了對工作人員的檢測。 這並不是因為當局放任自流的態度,而只是因為缺乏檢測設備。

這不是偶然的,而是新自由主義政治的結果:自由市場的解決方案佔主導地位,國家控制力被削弱,工會也被削弱。 二戰結束后,許多西方國家都建立了福利國家,比如英國的國家醫療衛生服務(NHS)。 早在1970年代,新自由主義政客就開始質疑它的存在。 在皮諾切特獨裁統治下的智利,是最早向牟利性醫療機構開放醫療衛生部門的國家之一。 美國和其他國家也紛紛效仿。 然而,新自由主義的真正突破是在1990年代斯大林主義崩潰後。 不僅僅是衛生保健,而是整個公共部門也受到了壓力,去管制化、私有化和外包外判被提了出來。 而公共開支也遭到大幅削減。

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瑞典,1994年,瑞典每千名居民擁有5.21張病床,而2018年只有2.4張,是歐盟國家中最低的。 在經濟合作組織(OECD)國家中,只有墨西哥和智利的床位數少於這個數字。 就重症監護病床(ICU,港:深切治療部)而言,在疫情爆發時,每10萬居民大約有5張重症監護病床,這也是歐盟國家中最低的數字,歐盟平均每10萬人中約有11張重症監護病床。

在前斯大林主義國家,私有化大規模進行。 通常情況下,舊的所謂共產黨領導人成為新的主子,前蘇聯和中國的情況就是如此。

而在今天的俄羅斯,醫療衛生部門的管制高度私有化,醫療保健部門大部分是私有的,只有擁有私人醫療保險的人才能享受到。 此外,農村地區普遍缺乏醫療衛生服務。 目前,俄羅斯的新冠肺炎病例數量增長數度冠絕全球。

2008年經濟大衰退後,對醫療衛生事業的打擊加劇

在2007/2008年經濟危機期間和之後,新自由主義政治進一步加強了其控制力。 在所謂的「三駕馬車」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推動下,許多國家實施了削減公共開支的緊縮措施。

例如,在意大利,2008年後採取的措施包括增加病人自附藥費、將醫院病床從每千名居民4張減至3.7張、以及減少醫療人員的開支等。 不僅是南歐國家採取了緊縮措施。 英國的NHS的削減力度很大,自2010年以來,已經削減了1.7萬張病床。

對於那些關注衛生統計的人來說,緊縮措施明顯地對窮人影響最大,這些措施對健康,包括心理健康和預期壽命都造成了破壞性的結果,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IMF推動的緊縮政策為新殖民世界帶來浩劫

在歐洲以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敦促各國向所謂的自由市場開放公共部門,削減公共開支,以換取貸款等方面發揮著特別關鍵的作用。 自從許多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國家的民眾為爭取獨立而鬥爭以來,情況基本上都是如此,在過去10年裡,特別是在「阿拉伯之春」失敗後,這種情況更為加劇。

與此同時,樂施會(Oxfam)在2014年就已經警告說,由於大企業的逃稅行為,「發展中」國家每年損失約1140億美元。 如今,災難性的結果是,新冠肺炎正在蔓延,這些國家的醫療體系卻嚴重不足,使無數人的生命受到威脅。 為了阻止疾病的蔓延,幾個非洲國家採取了非常嚴厲的措施,包括軍事宵禁,這對最貧窮的人打擊最大,因為許多人失去了生計。

根本上就沒有所謂的「同心抗疫」。 貧窮的人不僅僅是缺乏醫療服務,貧窮本身就增加了患病的風險,例如糖尿病、循環系統疾病和心肺疾病。

在巴西已知的第一批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毒感染者中,有一名為一對富有夫婦工作的女傭,這對夫婦在歐洲度假時把病毒帶回了家,這毫不意外。 對於生活在擁擠的貧民窟的人來說,保持安全距離是不可能的,再加上乾淨食水供應有限,情況極其危險。

雖然瑞典和法國的貧富差距沒有巴西那麼大,但在當地也有同樣的情況。 比如,大多數感染者都住在城市近郊,往往居住在過度擁擠的公寓里,沒有保持安全距離的可能,而且其中很多人都是移民。

在美國,非洲裔美國人和拉美裔美國人受病毒的影響尤為嚴重。 在美國,有很大一部分人沒有醫療保險或保險不足。 在紐約,這些族群感染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是白人的兩倍。

防治大流行病的社會和政治綱領

我們必須制定社會和政治綱領來防治疫症。 這種病毒不分國界,必須採取國際辦法來控制傳染和治療感染者。

1.必須立即將所有生產個人防護用品的廠家收歸公有,由工人進行民主管理。 這些工廠的工人必須與醫療工作者和其他基本工人一起制定計劃,增加必要供應品的生產和分配,以滿足所有必要工人和公眾的需要。

2.醫療衛生服務必須對所有人免費,拒絕「共同支付」(病人須自附部分金額)或自費專案。 向最富有的企業和億萬富翁徵收富人稅,讓他們買單!

3.在有國有化衛生部門歷史的國家,我們必須將已經私有化的醫療資源重新國有化,並恢復充足的資金。 在其他國家,我們必須爭取將保護公眾健康所必需的設施國有化。 要讓醫護人員取得對工作場所的控制權,包括人員配置模式和供應鏈。

4.所有關於病毒和治療的研究,包括藥物在內,都必須是公開的,所有研究人員都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

5.為了維持「家中隔離令」和保持安全的社交距離,工人階級需要即時而充足的金錢,以支付房租、食物和水電費。

6.將空置的酒店和豪華公寓開放給無家可歸、生活在擁擠的環境中無法維持安全社交距離的窮人,以及不想感染家人的必要勞動者使用。

7.在可以安全地恢復生產之時,啟動大規模的公共項目,創造社會住房和工會工作崗位。

8.為了實現這個綱領,我們需要組織起來,在民主工會中組織起來,在我們的工作場所進行鬥爭,組織起新的工人政黨,為民主社會主義綱領毫不退縮地進行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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