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與資本主義:雙重陰影下的中國醫療

有些人認為這只是武漢的個例,其實武漢的亂像是中國官僚體系的一面鏡子

Jack W 中國勞工論壇

「在武漢……只是一旦家裡出現病人,就會一片糟亂。到底是傳染病!而且醫院資源只有那麼多。市民其實也知道,就是醫生自己的家屬生病,如若不是重症,也住不進醫院。……要去面對一些殘酷:掙扎、死亡以及各種不準的指令。我也覺得非常無奈。」這是武漢作家方方寫的武漢封城日記的片段,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今年較早時疫情下的武漢醫療的狀況。日記發表後方方卻因為「較為負面,不傳達正能量」,被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粉紅」群體所大肆攻擊。(方方的日記里寫到的狀況與很多獨立的報道類似,而與官方宣傳則截然相反。雖然中國勞工論壇不認同她的政治立場,但不認為她的描述是虛構的。)

在1月底武漢宣布封城之後,武漢乃至湖北的醫療資源瞬間告急,隨着新冠患者人數增加,湖北醫護人員超負荷工作,並嚴重缺乏個人防護設備,包括口罩、護目鏡和防護服。

由於防護設備嚴重短缺,武漢醫護人員們甚至重複使用一次性口罩,用垃圾袋自製防護服,這讓醫務人員面臨著被感染的巨大風險和心裡的巨大壓力。福建醫科大學、長安大學等的團隊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的研究論文顯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0年4月3日,中國共有23名衛生保健專業人員死於新冠肺炎。由於人們的恐慌所導致物資大量囤積,中國其他地方的醫療物資也處於短缺狀態。網購平台上的廉價醫用外科口罩基本告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一些人卻趁此大發國難財,兩個N95口罩就賣到了上百元,這更讓疫情期間停工而失去收入的工人階級雪上加霜。

官僚控制下的醫療體系

武漢醫療困境以及今日世界性的災難的起因就要追溯到今年年初中共對於疫情消息的封鎖。認為「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共政府害怕任何的「不穩定」因素。

疫情最初,李文亮醫生於2019年12月30日在自己微信與同行交流,首先向外界披露疫情,後來被稱為疫情的「吹哨人」。他1月3日卻轄區派出所因其「在互聯網上發布不實言論」提出警示和訓誡。

疫情早期,在已經有明顯人傳人的證據的情況之下,第一批來武漢專家組中的王廣發卻告訴公眾:「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結果在1月16日自己被確診肺炎的信息給了做出輕率結論的他一記耳光。

2月1號出現在武漢紅十字會的一輛為領導提取口罩的公務車輛再度引髮網民憤怒,接着又爆出了紅十字會的更多醜聞。處於抗議第一線的協和醫院只領到3000隻口罩,而武漢一家莆田系醫院卻領到了1.5萬個n95口罩。募捐款項和物質的使用效率也引發質疑。據‘新京報’報道,一方面醫院口罩緊缺,另一方面大量物資堆放在武漢紅十字會的倉庫里,導致大量捐贈款物不能及時得到使用,而各個醫院又不得不各自求援。

有些人認為這只是武漢的個例,其實武漢的亂像是中國官僚體系的一面鏡子。官僚控制下的醫療體系缺乏透明度,對這場全球性的災難難辭其咎。醫療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更是模糊了醫院治病救人的初衷。

截止4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數接近300萬,在中國疫情得到初步控制的同時,在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大規模流行。但我們不能因此得出中國醫療體制優越這種結論。中國始於上世紀90年代的醫療體制市場化改革是仿效西方的,中西方醫療體系實為大同小異。而這次蔓延全球的災難更是給市場化醫療體制敲響了喪鐘。

為了度過這場危機和迎接更好的未來,社會主義者認為醫療部門需要廢除官僚資本控制,實現民主公有化;寄生在醫療系統上牟取暴利的藥劑行業也應民主公有化。防疫工作需要在工人民主的監督下實現公開透明;。並提高完善高風險下的勞動者的待遇和勞動保障。新冠肺炎疫症將會說服更多人要為社會主義新社會而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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