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1930年代:工人和社會主義者之鑒

「COVID-19(新冠肺炎)對全球經濟的衝擊……甚至比大蕭條還要更迅更猛。」經濟學家努里爾·魯比尼(Nouriel Roubini)於3月24日做出的此番評論表明,全球性事件越來越可能邁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通過研究並吸取上世紀30年代的教訓,我們可以為其做好準備

Per-Åke Westerlund, Rättvisepartiet Socialisterna(ISA瑞典支部 )

1930年代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命懸一線的十年。 倘若當年國際上存在一個強大的革命社會主義群眾政黨,對制度的仇恨和鬥爭的堅定意志定必能夠終結資本主義制度。 那十年間的最佳小說是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所著的《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書中描繪了大蕭條期間一家的困苦遭遇,在通往更美好社會的漫漫長路上不斷前行。

1920年代──投機和泡沫

大蕭條之前的時期與2008-2009年危機的前夕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這些特徵又在此後的十年以更龐大的規模重複著。 1920年代為大蕭條奠定了基礎,而1929年10月至11月華爾街的崩盤則是其導火索。 然而,在研究這些危機的過程與相似之處時,我們必須理解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就是這些危機的根本原因。

資產階級謀求全球市場和全球化生產,但資本家卻是有國界的,這便是蘊含在制度中的主要矛盾之一。 資產階級依靠民族國家及其軍隊在國際上進行競爭,在本國內支配工人和被壓迫者。

19世紀末20世紀初,全球化和民族國家的興起並駕齊驅。 同樣,在九十年代和兩千年初,高速的全球化伴隨著軍事開支的持續高漲,不過在斯大林主義崩潰後其增長速度有所放緩。

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可不是個和諧的過程,它無時不刻在積累著遠為尖銳的矛盾。 一個世紀之前的全球化進程以當時世界上最為血腥的衝突──第一次世界大戰──所結束。 戰爭終結於俄國和德國革命的爆發,但帝國主義之間尖銳的矛盾依舊存在。 共產國際當時預測,如果工人階級未能奪權,就會發生新的帝國主義戰爭。

美帝國主義在戰後經濟進一步增長,與其他列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整個1920年代間,全球六成的資本流動來源於美國。 華爾街成了全球金融中心,大型壟斷企業佔據了主導地位,憑此美國的經濟被視為典範。 資本主義的宣傳稱,不久每家每戶都會擁有私家車。 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在1928年的總統選舉中贏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豪言「戰勝貧困的最終勝利」即將來臨。

在一戰後的歐洲,革命撼動了大多數國家,資產階級為之寢食難安。 隨即而來的是經濟的急劇衰退,使本就沉重的戰爭債務雪上加霜。 通過一系列國際協定,資本家渴求的緊縮得以實施,這些就是歐盟的前身。1922年在熱那亞召開的國際貨幣會議主張實行黃金兌現、財政紀律和獨立央行。 此外,由於貨幣貶值和經濟刺激難以實現,自英國起,許多國家都恢復了金本位制度以便實行財政緊縮。

資產階級宣傳說市場會帶來和平。1930年成立的國際清算銀行本應控制住動蕩的市場。

如近幾十年來一樣,1920年代的不平等現象急劇增加。 在美國,工資每年增長1.4%,而股東的收入卻每年上漲16.4%。 為了維持消費,分期付款就被推廣開去,家庭負債持續上升。200家最大的公司擁有了69%的財富和56%的利潤。

1929年──泡沫破滅

1929年的前幾年,信貸和外貸出現了爆發性增長,新型金融工具誕生,投資銀行首度成立,製造型企業參與到金融投機當中,美國的大銀行開始介入全球財務。

一些政治家和資本家對泡沫和炒股深感憂慮,卻又對採取行動畏首畏尾,擔心引爆危機。 這一幕在2000年代再度上映,全球各政府的行徑與其並無二致。 泡沫公司引經據典,虛譽欺人,只為其高股價辯護。 從1928年12月至1929年2月,高盛集團( Goldman Sachs)旗下的一家公司,高盛貿易(GS Trading)的股票市值翻了一倍多。1929年的夏天,美國的股價上漲了25%。

當時的「市場」到底有多大? 今天,資本主義媒體把市場稱為一種需要善加對待的自然現象。 而在1929年,美國1.2億的總人口中有60萬人持有股份,連百分之一都不到。 而且,真正重要的交易者當然還要少得多。

危機率先來到歐洲,首先是1927年的德國。 但列強美、英、法拒絕降低戰爭賠款,依舊要求德國付戰爭債務,使得危機愈發升級。

經濟崩潰不是單一事件,而是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後開始的一個過程。 美國聯儲局、華爾街的大銀行和政府使盡渾身解數,無所不用其極。 好幾次危機都被宣布結束,如1930年3月1日胡佛總統所做的那樣。 然而,1930年11月華爾街新發生了大崩盤,由此開啟了三年的惡性循環下跌。

危機蔓延

大蕭條是一次骨牌效應:股市崩盤引發了惡性通縮,蔓延至生產、商品和世界貿易各領域。1929年9月至12月期間,美國的進口下跌了20%。

對於每一個背負債務的人而言,通貨緊縮都有如千鈞重負,或多或少凍結了新的貸款。 工業生產的下降打破了以往的記錄。 在18個月里,福特公司解僱了四分之三的員工,原本12.8萬名職工僅剩3.7萬人,這產生了毀滅性的影響。 然而,在今天的新冠肺炎危機中,失業的速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1929年至1931年,美國的GDP從810億美元下跌至一半不到的400億美元,工資開支從1929年的510億美元下降至1931年的310億美元,投資幾乎跌至零。

即使上述數據表明工資佔GDP的比重在增加,社會後果仍然是災難性的。甚至出現了有糧食,沒錢買的狀況。

全球範圍內,1931年拉丁美洲的玻利維亞開始了國家債務違約的浪潮,隨後秘魯、智利、巴西和哥倫比亞紛紛加入了違約的行列。 匈牙利也在1931年成為第一個違約的歐洲國家,1932年南斯拉夫和希臘緊隨其後,接著是1933年的奧地利和納粹掌權後的德國。 主權違約使得貨幣貶值和債務減免成為可能,這讓國內的資本家終於可以鬆一口氣。 但對於工人和窮人而言,這隻意味著更糟糕的緊縮政策。

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

在任何重大的危機中,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情緒都會日益高漲,從而使危機進一步惡化。 與此同時,資產階級反對黨、社會民主黨,甚至於一些「左翼」政黨都會趨於支援「他們的」政府。

在大蕭條期間,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深化了危機。 正如今日在川普(中港:特朗普)的領導下,最大的經濟體一馬當先,有比以往更大的空間我行我素,卻依舊無法擺脫對世界市場的依賴。1933年,美國的新總統佛蘭克林·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出席倫敦召開的國際會議的時候,聲明每個國家都應各自處理本國的經濟──貨幣、債務和赤字。 英國政府對此表示同意,並指出外匯風險是其致命弱點。

查理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其撰寫的大蕭條史中寫道,這意味著在最嚴重的全球危機中「群龍無首」。

現在臭名昭張的美國斯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act)包含了2.1萬個關稅條款。 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就此迅速擴散:「加拿大優先」成為了該國勝出選舉的口號;英法兩國收緊了殖民帝國內部的貿易聯繫;德國與匈牙利及巴爾幹諸國成立了帝國馬克集團。

1931年1月的世界貿易額是29.98億美元,兩年後下跌至9.44億美元。 美國的失業率上升至24%,在德國甚至超過了30%。

小羅斯福

小羅斯福在位總統的任期往往被錯誤地授予了解決危機的殊榮。 事實上,羅斯福採取了一些資本家厭惡的措施以緩和危機的影響。 他還尖銳地批評了前一時期的投機、債務和泡沫。 可是他的目標從來就不是改變體制,而是如他對自己的批評者所說的那樣,「拯救私人利潤的體制」。

然而,這一情形也與今天有著許多相似之處。 那些私有化的主張者,壓縮公共部門的辯護者和削減公債的支援者,無一例外跪倒在國家的腳下乞求獲得拯救。 商界歡迎政府的干預和支援,讚揚修建橋樑和道路的決定,也為其他能給他們帶來利潤的手段喝彩。

私人資本主義的利益成為各國的首要任務。 為了支援政府,防止來自下層的行動,採取和強調的措施都是「有力而果斷」的。 羅斯福就特別重視制止1934年美國的罷工潮。

在羅斯福的新政下,失業者的數量從1500萬下降至900萬,許多新增的工作崗位都只有最低工資,除大企業外都沒有社會保障體系。

到了1937年中旬,美國的產量恢復至1929年的水準。 工人的鬥爭使得工資上漲,也因此帶動了消費。 但在193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二,經濟的新一輪急劇衰退隨即而來。 緊隨危機後的是生產和商品價格的大幅下跌,舉例來說,棉花的價格下跌了35%,橡膠下跌了40%,那些靠商品賴以生存的國家受到了打擊。

1937-1938年的危機證明新政遠未解決病篤。 體制的潛在弱點不斷引發新的危機。 儘管如此,也只有美國這種體量的經濟體才擁有足夠的資源來嘗試新政。 在大多數國家,資產階級為了防止革命,把國家的權力拱手相讓與獨裁者甚至法西斯主義。

一個國家的表面獲益仍然是全球體系的損失。 從來就沒有「全球力量」或合作,也不靠金德爾伯格等人所解釋的「最終貸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 只有在軍備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情況下,生產才得以恢復。

階級鬥爭和革命

1920和30年代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年代,是極度迂回曲折的年代。 在深刻地分析這段時期,為勞工運動及其政黨提供具體建議方面,沒有人比得上托洛茨基,他領導了俄國革命,卻被斯大林獨裁政權清洗並驅逐出境。

托洛茨基依照馬克思的觀念,闡述了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已經無法發展生產力,以及生產力和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 而且,解決資產階級和大多數人(即工人階級)之間的衝突將引致國際社會主義,這是向前進步的必由之路。

儘管蘇聯出現了史達林(中港:斯大林)式墮落,但戰勝沙皇和資本主義的記憶猶新。 與銀行和其他資本主義機構一樣,建制政黨也被危機削弱,社會上出現了大規模的激進化和鬥爭的爆發。

在美國,危機初期時工人們被震撼住了,但此後階級鬥爭於1934年迅速增長。1934年,150萬工人參與了罷工,《洛杉磯時報》甚至稱三藩市的一場罷工為「共產主義叛亂」。 由托洛茨基主義者領導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車司機罷工和起義是工人組織的典範。 反抗強迫遷移和失業的委員會不斷擴張,員警也對工人毫不手軟,大規模鎮壓工運。 靜坐罷工始於1936年,次年便增長至477起。1935年新成立的產業工會聯合會CIO,在1936年其成員爆炸性增長至500萬人。

國際上,許多國家都發生了革命和群眾鬥爭,法國和西班牙於1935-1936年首當其衝。 當時在斯大林主義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下導致了毀滅性的失敗。

正如在1933年,儘管已有群眾政黨和有組織、甚至是有武裝的工人階級,他們也未能阻止希特勒掌權。 這彰顯出一項重要且決定性的任務:建立能夠取得勝利並廢除資本主義的工人組織和政黨。

引發1929年大蕭條的紐約股市大崩盤後聚集在華爾街上的大批民眾(Fox Photos/Getty Images)

大蕭條後和今天

在經歷了大蕭條──經濟上的失敗,對法西斯主義的嘗試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加之戰後斯大林主義的強化──資本家不得不用民主為自己塗脂抹粉。 他們被迫委曲求全,例如英國的國民醫療服務體系,一些歐洲國家的福利制度,放棄殖民地(儘管仍保留經濟上的束縛)。 許多如股市、銀行、金融業務等機構壓低了姿態。 在戰後經濟復甦的年代,這些是他們願意付出的代價。

然而,19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治激進化、階級鬥爭和殖民地革命,然後1970年代中期的經濟危機,加上資產階級政黨的軟弱,這些無不致使資本家轉向新自由主義,在對工人和福利的戰線上發動全面進攻。 他們看似勝利了,尤其是隨著斯大林主義的衰落和社會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化。

現在這一時期已經迎來其尾聲。 我們將看到資本家的讓步和攻擊、刺激和緊縮交織在一起,他們在新的危機中比2018-2019年更加趨於民族主義。 即使許多國家的鬥爭水平和階級意識尚低,但這場危機仍將使群眾普遍意識到資本主義制度在根本上就是錯誤的。 工人階級遠未被擊敗,只是尚未組織起來。

1930年代向我們表明,如果沒有自覺的工人階級運動廢除掉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就將不惜一切代價使自己存續下去。我們在 這場新危機期間的任務便是要建立起這樣的黨組織、運動和國際組織。

閱讀:
哈羅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全球化的終結-大蕭條的教訓」
查爾斯·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世界蕭條時期:1929–1939年」
利奧·胡伯曼(Leo Huberman):「我們,人民-美國的戲劇」
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我們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憤怒的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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