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約 1/4 女性曾遭遇家暴——實情恐將更嚴重

反家暴法案更多成為中共改善自身形象,同時促進家庭與社會穩定的一個工具

周毅 中國勞工論壇

近期多起社會新聞令中國家暴問題又一次引起公眾關注。在中國,2010年,24.7%的24~60歲已婚婦女遭遇過配偶家暴;2013年11月聯合國人口基金一項針對2000餘名男性的調查顯示,約52%男性承認曾向女性伴侶施以肢體暴力或性暴力;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監測到的277件被報導的家暴個案中,女性受害者佔82%,其中未成年受害者亦有54%為女性。中國在此方面的統計數據嚴重殘缺不全、經常未有更新或可信度欠佳,因此實際情況相信還要嚴重得多。

反家暴法

中國的反家暴法案已於2016年生效,但執行度一直很弱:受害人平均要遭受35次侵害后才會報警,家暴認定率不足4%保護令申請率不足20%。由於經濟因素,大部分受暴女性仍選擇向家人、親戚或朋友尋求效果有限的援助,而報警或上法院的少部分則常面臨不管三七二十一「勸和不勸分」的狀況。與此同時,不堪長期遭受家暴因而反抗殺死配偶的女性卻有1/5的可能面臨死刑(含死緩)。這也令反家暴法案更多成為中共改善自身形象,同時促進家庭與社會穩定的一個工具。

儘管中國有逾2000間家暴庇護所設置,它們在 2016 年一年也僅提供了149 人次庇護服務,且服務水準低落,令尋求庇護的女性更為恐懼。對受暴女性保護的薄弱也釀成一系列家暴致死案。從2016年3月到2017年10月,被披露的家暴致死案件有533起,635名成人和兒童死亡,其中絕大多數是女性。除此之外,中國女性還要面對遭陌生人搶劫、毆打、侵害、殺害的風險。這些只有在中共政權需要時才會被大量報導,而在其他情況下的中國媒體,我們能看到的中國社會只是凌晨兩三點走在大街小巷很安全的假象。由此可見,為資本主義服務的法律、警察和媒體對受暴女性並不友善,而相關公共服務對受暴者也難有充分保護。

2018年11月,中國演員蔣勁夫被爆出家暴時任女友中浦悠花。儘管許多中國網民嚴厲譴責蔣勁夫,也有不少人憑某些報導指中浦悠花自作自受,或因為中浦是日本人,借民族主義情緒為暴力辯護。而其他家暴案中,受暴女性也常被責問為何不早點脫離關係。這表明社會輿論中不乏譴責受害者的言論,而這類言論的產生也與資本主義制度崇尚個人責任而忽略結構性壓迫等環境影響有關。

在資本主義社會,一男一女結合的核心家庭不只是一種社會關係,它更是經濟單元,與私有制和父權制一同產生。而新一波的全球女權鬥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是強調工人的集體鬥爭,這在#MeToo運動中美國亞馬遜和麥當勞反對性騷擾的職場抗爭行動以及反對性暴力的大規模罷工有所體現,而這些運動也影響到了中國。

1949年中國革命後,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婦女能夠廣泛參與公共服務工作,社會地位一度顯著提高,更有「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說法。唯隨着改革開放進行,女性逐漸回到家庭的無償勞動中,而以限制女性自主發展為目的的「女德班」也應運而生。即使步入職場,女性也比男性更易面臨低薪、不穩定工作和因生育而遭遇歧視等問題。中國對女性墮胎的限制並不嚴厲,但這只是因為政府長期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在適齡勞動力減少、高齡人口激增的狀況下,政府轉向鼓勵生育,部分地區甚至變相限制墮胎。女性的這種被貶低了的地位,致使她們在透過剝削勞工滋生暴力的資本主義社會下更易成為暴力的受害者。

女權運動被打壓

2015年,「女權五姐妹」計劃在三八婦女節前舉行反對公共汽車上性騷擾的活動,但遭拘留超過30天並不斷受到警方審訊和虐待。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政府最終退讓,但這已說明在中國的一黨獨裁體制下,女權運動會被認為對政權帶來更大潛在威脅,因此難以像大部分國家那樣大規模公開化進行。一定程度的地下化工作將十分必要。在這種情況下,女權運動需要一個反威權主義取向,並與女工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新生工人運動相聯繫。除了反對中共獨裁統治,訴求言論及新聞自由,令公眾有機會了解女性真實受暴情況外,由於資本主義本身正是與父權制交織在一起、以剝削為原動力的體制,對於廣大女性也是威權主義的,我們還需反對支撐中共獨裁統治和性別歧視的資本主義,並提出一個團結所有受壓迫者、令全體女性能夠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社會主義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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