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衝突、貿易戰與今日之全球化

在被稱爲「慢球化」(Snowbalisation)的經濟背景之下,去年至今世界資本主義力量的兩極──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衝突不斷白熱化。

Cillian Gillespie  CWI愛爾蘭

今年五月,川普向價值2000億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加徵25%的關稅。自去年一月貿易戰開打以來,川普政府已經對此類進口商品徵收達2500億美元的關稅。中共政府則同樣向美國出口中國價值600億的商品及服務加徵關稅作爲回應。可見各國間的關係日異月殊。

2008年「大蕭條」之前的特點便是中美之間的發展與互助。美國作爲「買買買」的角色以向中國購買國債以提供廉價的信用予本國消費者,而中國則作爲「世界工廠」的角色大量出口商品以刺激自身的經濟成長。

新衰退期之威脅

這場貿易衝突遠過於兩國間小打小鬧。我們正面臨兩國間「新冷戰」的風險,儘管前者與二戰後至蘇聯解體時完全不一樣。「冷戰」是一個主要由美國和蘇聯主導兩個完全不同的經濟與社會制度間的對抗。而中國則是由獨裁官僚所控制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對抗根植於後者資本力量的崛起與前者的衰退。中國想將自己的影響力擴展至全球,這場衝突自然是經濟與地緣政治的角力。與日本不同的是,日本之前作為美國的主要競爭者卻在軍事上依附於美國。而中國可不僅是一個經濟大國,更是一個軍事巨人。

這場衝突中備受關注的便是高科技上的競賽。民主黨和共和黨作為美國資本主義的代言人都對來自如華為這種中國公司的競爭備感壓力。而美國經濟中的既得利益者如蘋果,谷歌,亞馬遜則會不惜一切代價捍衛自己的霸權地位。

他們更忌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如5G之類的新型移動網路科技,川普曾多次指出這是國家安全問題。深圳被預為下一個矽谷,進一步挑戰美國對這一領域的長期領先。

自2015年起,習近平推出名為「中國製造2025」政策旨在成為「製造業強國」,與中共政權唇亡齒寒的中國經濟主導著空中技術包括飛機引擎與空降設備和生物製藥與高性能醫療設備。中國的經濟形態正由原來的勞動力密集型向金融密集型過渡,并且意在出口更多高價值技術商品。這被視爲是對美國資本主義利潤和勢力的根本挑戰。

這場衝突則被普遍認爲發生在經濟衰退的浪潮之前,然而這已經成了經濟衰退的關鍵因素。兩個經濟大國間的負債率飆升,世界各國中央銀行紛紛將利率調至接近零的歷史新低,説明資本主義系統的自癒能力在新的危機中捉襟見肘。在2008年,各國資本主義代言人在G20大會上將刺激消費與量化寬鬆的手段達成全球一致,但而當新的危機到來時,這種舊把戲很難再玩得起來。

帝國主義角逐與全球化

這場貿易戰便是全球資本主義萎靡的病徵,近幾十年來我們可以看到保護主義以新的關稅和法規條例的形式不斷壯大,主要經濟大國之間的競爭日益加劇。過去十年間則是自二戰以來最羸弱的經濟反彈,因爲各國間的貿易和經濟合作不斷下滑。經濟大國間的競爭和局勢不斷升溫帶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間我們怎樣目睹了全球化的急速逆轉。

全球化大可理解為全球貿易增幅遠遠超出經濟增長的世界經濟現象。通過「全球供應」和「全球價值」鏈,在2008年之前貿易量有可觀的增加,並且國際間資本流動性與各國之間經濟的相互依存性顯著增加。這意味著類似手機和汽車之類的商品得以在幾個國家甚至大陸之間傳播。譬如馬來西亞生產的橡膠在中國被製成輪胎。另一個關於這些生產鏈的例子則是台灣企業富士康。富士康擁有全球最大的勞動力之一,作為蘋果等科技巨頭的供應商,其大部分的勞動力都集中在中國,而當地的工人的生活條件卻十分惡劣。

去全球化

自從2008年「大蕭條」以來,在此之前推動全球化的各種因素已經發生了重大逆轉。中國、塞普勒斯、冰島和巴西這些國家則用干預經濟的手段來穩定本國貨幣。各國之間如股市交易,債券購買,貸款和國際間投資之類經濟活動顯著減少。2007年,道瓊指數的價值為11.9萬億,但到了2015年則跌為3.3萬億。2018年中國在美國和歐盟間的投資量減少了73%,跨國公司在全球各地投資量則減少了20%。

全球供應鏈在過去20年間每年增長幅度達4%,但自2011年起便原地踏步。自2017年1月川普上台以來便不斷强調大公司向這些在幾個州之間的供應鏈注入資金已經受到限制。在某種程度上,這表明了全球化本身能否持續值得深思。

大蕭條後世界貿易也有顯著的下降。2011到2015年間商品出口量萎縮了10%,并且在今年預計全球貿易量增長率會跌至2.6%。這也表明了全球經濟停滯不前。2012年的前30年間,貿易量曾高達6%。

而這就是資產階級評論者口中的「慢球化」,貿易量縮減帶動了原料如原油和天然氣所需商品的萎縮。貿易也被諸如法規條例和關稅所影響。2017年(中美貿戰前)世界銀行發佈的報告指出過去十年約頒佈了有7000個相關條例,其中一半是針對中國的。

受到打擊的新自由主義「政治中心」

自1970年代以來的經濟全球化與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并駕齊驅。隨著戰後繁榮給經濟危機和利潤下行讓道,英國的柴契爾和美國的雷根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想盡一切辦法壓榨工人。這導致了壓榨工資、打壓工會及工人權利、公共服務私有化和削減公共開支的競次效應。

隨著房地產和股市等投機項目泡沫化,社會投資明顯由製造業向金融業傾斜,金融資本大幅膨脹。像北美和歐洲這類發達經濟體則遭遇了去工業化。大公司則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紛紛將製造業轉移至東方和南半球,並導致了惡劣的工資水平和工作條件。

加上2008年大蕭條的影響,這些實施了幾十年的政策捅破了資本主義代言人對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美好的泡影。這所謂的「政治中心」是歐洲傳統親資政黨和在史達林主義倒台之後擁抱新自由主義的前社會民主黨派所構成的。英國的脫歐公投和上層政治危機就是這一趨勢的寫照。

右翼民粹的崛起也是這一危機的例證,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川普,他瘋狂抱怨全球化及其對本國工人的(負面)影響。另一個來自左翼的例子則是自2015年以來總統候選人桑德斯,他大受歡迎,並相應著有工會運動的復甦與年輕人間對「社會主義」的不斷支持。這對於資本主義建制來說是個問題,因為顯然對於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的社會基礎和支持已經大受打擊,並且有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它沒有為工人階級帶來生活改善。

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這反而降低了生活水平。在被「新殖民主義」殖民的國家,這意味著對戰後建立的工業基礎的破壞,因為貿易壁壘被「自由開放」,並面臨帝國主義國家的公司競爭。

資本主義:一個全球性的經濟系統

自從資本主義誕生以來,它一直都是一個建立在世界貿易和國際分工基礎上的國際經濟體系。現代的全球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毫無疑問是由通訊等新技術推動的。這些技術更大地發展了貿易和資本的跨境流動。不過,這最終還是反映出了資本主義固有趨勢:資本家尋找新市場和新領域來投入他們額外利潤的欲望。資本主義的這種國際化性質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分析過了:

「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

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明白,資本主義也是一個基於民族國家的系統,不同的民族國家通過對外國資本課稅,操縱匯率使本國出口更具競爭力等方式來維護本國資產階級的利益。

所以,資本主義既建立在國際市場的基礎上,同時又建立在相互對立的民族國家的基礎上。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內在根本矛盾。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世界經濟的一體化從未如此地緊密,那麽隨著全球貿易戰的發生,我們也能看到這種矛盾從未如此地激烈。

1870-1914-全球化的第一階段

盡管不能無條件地以歷史簡單類比現況,但回顧一下以前地「全球化」時期對我們很有幫助,而這段「全球化」之後,則是一段充滿各種保護主義和資本主義強國沖突地時期。1870年到1914年是經濟全球化的第一個例子,在這段時間裏,世界貿易迅速增長,移民增加,資本自由流動。但世界經濟也越來越被主要的帝國主義大國所控制,他們為了亞洲和非洲的市場和資源,進行了大量的殖民。

在帝國主義的這段時期,或者也就是列寧所說的「壟斷資本主義」時期,人們忽略了資本主義可以建立在「自由貿易」上,而不一定是保護主義上的觀點。殖民地的經濟發展因為帝國主義國家的剝削而停滯不前,從而無法發展自己的工業基礎。帝國主義國家掠奪殖民地的資源,並確保他們不會以競爭者的身份挑戰自己,1830年,這些殖民地國家占世界制造業產值的50%,到了1913年,這一比例下降到了7.5%。

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世界經濟的日益一體化,經濟學家凱恩斯如此描繪:

「倫敦市民可以通過電話訂購商品,在床上喝早茶,品嘗世界各地的美食…同時,他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使他的資本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的自然資源或新事業中探險。」

然而,這一時期也存在帝國主義大國之間的激烈競爭——就像今天的美國和中國一樣——英國在資本主義中的地位越來越受到其競爭對手——德國的威脅,甚至還有來自程度較小,但也不容忽視的美國的挑戰。這導致了越來越多的軍事衝突,最終於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不幸的是,第二國際和其他國家社會民主黨的許多領導人對此視而不見,因為他們認為這一時期的資本主義發展成了一個使得國際間越來越互相依賴的制度,因此是穩定的,不會引發進一步的戰爭或者革命動蕩。考茨基(第二國際領導人),是這些領導人中最傑出,最權威的理論家,他認為,即使戰爭爆發了:

「…資本主義國家正因為其國家之間的矛盾而受到嚴重威脅。現在,每個有遠見的資本家都會和他的同伴一起說:所有國家的資本家團結起來!」

他認為,帝國主義時期僅僅只是資產階級的一個政策,而不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個獨特時期,最终將被「超帝國主義時期」所取代,在資本主義系統處於危險之中時,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緊張關系將會緩解:

「戰爭持續的時間越長,參與者就越筋疲力盡,就越想從無盡的戰鬥中解脫,我們也就越接近這個最終方案,盡管目前看起來不太可能。」

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

直到來自基層人民的革命迫使其終結為止,這場野蠻的屠殺持續了一共4年。從1914年到1945年,世界進入了一段停滯和充滿保護主義的時期。資產階級更多地采取「以鄰為壑」的保護主義政策,采取新關稅並進行貨幣貶值,使得自己的出口更有競爭力。特別是在1929年金融危機之後更是如此,所以引發了「大蕭條」,最終帝國主義大國之間遺留的緊張局勢導致了1939年9月爆發了新的世界大戰。

在1990年代全球化最為鼎盛的時期,資本主義的喉舌認為,他們的制度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已經在事實上克服了民族國家的局限。在蘇聯和東歐的史達林主義政權倒台,工人階級政黨集體右轉之後,他們的思想體系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

一些左翼人士也甚至也讚同這一觀點,甚至不乏在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新興的反全球化運動中頗有影響的人士,例如在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東尼奧·奈格(Antonio Negri)裏合寫的著作《帝國》說道:

「國家主權采取了一種新的形式,由一系列在一個規則邏輯統治下的國家和超國家機構組合而成。這種新的全球主權形式就是我們所說的帝國」。

事實上,戰後建立的世界銀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等全球性資本主義「超國家」機構,並沒有與資本主義民族國家分開。他們仍然處於美帝國主義霸權的影響之下,而美國也正是1945年到現在為止最主要的資本主義大國。崛起中的中國正在挑戰美國的經濟和軍事霸權。盡管像蘋果和谷歌這樣的公司都是跨國企業,但是他們的總部卻在美國。而與他們競爭的中國公司也把總部放在國內。

今天的資本主義建立在危機和停滯之上,這使得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沖突和對抗加劇,局勢更加不穩定。在中期內,中美之間不太可能采取全面的軍事衝突,因為他們的軍事對抗可能導致核毀滅或者其他事態,這也是資本主義要避免的。但是資本主義正在證明自己無力解決任何人類的基本問題,尤其是生態系統的破壞,因為這要求跨國合作,為人民的需求以及地球制定一個民主計劃,而不是基於資本主義的競爭和無度逐利。

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國際體系,正好創造出了一個讓我們擺脫未來危機的力量——國際工人階級前所未有地多,而力量也可能前所未有地大,他們被一個共同利益聯系在一起——創造財富和資源共同所有的民主社會主義世界。在這個基礎上,讓我們打破資本主義建立的邊境,基於真正的平等和我們的需求來建設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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