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香港政治危機繼續加深

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後,政府準備開始大型反攻

抵抗 社會主義行動

7月1日的大遊行及佔領立會行動後,反送中運動進入了新階段。上個月,群眾抗議的規模和頻率都創下歷史紀錄,令香港政府和國家機器處於空前危機,整個政府曾一度處於癱瘓狀態,但是立法會衝擊事件改變了局面。儘管還未完全清楚局勢會下一步會如何發展,但衝擊行動讓不知所措的林鄭政府有機會站穩腳步,開始反擊。

可以預見,中共獨裁政權和香港強硬派右翼建制派會利用立法會衝擊事件,開始猛烈的政治反攻。政府堅持不做出更多讓步,一小部分年輕人因為鬥爭陷入僵局而感到絕望,所以採取衝擊行動。所以現在的關鍵問題是,群眾運動如何才能組織起來繼續前進

政府死不悔改,已經引發群眾空前的怒火。一部分群眾(尤其是年輕人)甚至感到絕望,為了這場鬥爭不惜犧牲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過去3週已有3位年輕人自殺並留下反對送中條例的訊息。人們擔心還會有更多人自殺。

現在可以清楚看到,衝擊立法會的年輕人掉入了警方的陷阱。可能是有中共煽動者挑唆示威者採取這種無計畫的混亂行動,讓香港政府和建制派藉機發動最猛烈的輿論攻勢,抹黑群眾鬥爭。中共政權及其駐港代表和代理人一貫使用這種見不得人的陰謀手段。

衝擊事件之後,政府很可能會更加強硬地拒絕運動的任何訴求,同時加強警察鎮壓。運動已經走到了重要的、甚至可能是關鍵的轉捩點。

社會主義行動相信鬥爭仍可以取得歷史性的重大勝利,但要勝利的話則需要更高程度的組織和協調,更民主地討論戰略、策略和目標,特別是要討論採用群眾罷工這一尚未用過的武器,開始發揮工人階級集體行動的力量。現在運動「沒有領導」,但當前形勢下運動迫切需要清晰的領導,從而讓整個鬥爭採取能夠致勝的戰略。

史上最大七一遊行

七一大遊行有約55萬人參加。儘管人數不及6月9日和16日,但這是人數最多的一次七一遊行。群眾已有些疲憊,而且懷疑就算再來一場巨大遊行究竟能有多大效果,這種情況無疑是今次遊行人數不及上月的原因之一。

政府繼續無視五大訴求(撤回送中條例;獨立調查6月12日警察暴力;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撤銷對612衝突的暴動定性;林鄭下台),令群眾越來越沮喪,也越來越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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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和12日的示威之後,政府癱瘓了,直到七一前行政會議兩週沒有開會。建制派出現嚴重的公開分歧。「罪魁禍首」林鄭則幾乎兩個星期沒有出現在公眾面前,直到七一才露面做例行演講。

還不下台?

如果是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像林鄭這樣的政府幾乎一定已經倒台了。可是在香港,儘管群眾抗議已經讓政府顏面盡失、毫無「合法性」可言,但林鄭還在死撐。這種狀況讓群眾和年輕人感到焦慮和沮喪:還需要做什麼才能打敗她?對於港府所服務的資產階級來說,像林鄭這樣為人民所唾棄的政府最好下台,換上一個新的親商政府,做出些許短期讓步,以爭取時間,瓦解群眾運動。

但是香港資產階級沒有權力自行換掉負累般的政府,因為這項權力緊握在中共獨裁政權的手裡,而中共至少現在仍堅決不讓林鄭辭職,否則可能會開啟一連串政治危機。

就像5年前的傘運一樣,香港政治危機的異常之處來自於中共獨裁政權。作為香港的最高統治者,中共拒絕在民主問題上做出任何、哪怕只是次要的讓步,因為它害怕如果在香港示弱,會導致嚴重後果:在上層會加劇黨內精英權鬥,挑戰習近平的「強人」地位;在下層會鼓舞中國群眾鬥爭,挑戰愈發惡劣的威權統治和經濟緊縮。

暫緩修例當然是由中共拍板的。所以對於「絕不後退」的中共獨裁政權來說,這是非常重大、甚至罕見的一次局部敗退。但是香港群眾(特別是年輕人)並不滿意,因為他們知道中共一貫會耍手段:先做出一些假讓步,拖延時間,等到群眾壓力消退後便立即開始無情反撲。

軍事威脅

中共獨裁政權正明顯向香港加大壓力。一方面是恐嚇群眾運動;另一方面是震撼它在香港的走狗,讓他們「冷靜下來」。6月26日,解放軍駐港部隊舉行演習,但直到7月2日才由中國的《解放軍日報》報導出來。這場演習一部份顯然是出於「外國陰謀」論,想要告訴中共政權內各派別,在需要的情況下習近平會動用軍隊。另一方面如香港《南華早報》採訪的一名軍事專家所說,也是公然以武力警告反送中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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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階段,中共直接軍事介入的可能性仍然非常非常小。雖然中共對香港群眾的頑強鬥爭大為光火,但如果派軍隊佔領香港,將會從多方面給中共造成致命危險。如果解放軍攻入香港,在台灣就算是最親中共的國民黨政客也無法公開支持「和平統一」。

另外,中美「冷戰」一再升級,已經遠遠超出了貿易戰的範圍,而且主張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的也不只是川普政府。這意味著,軍事干涉香港可能會引爆2014年克里米亞那樣的國際危機,或者更加糟糕。西方資產階級政府會以香港問題為藉口,推出更多反中保護主義經濟政策,並試圖在國際上孤立中國政府。對於中共來說,另外一個可能更嚴重的問題是香港群眾的抵抗。香港的人口遠超過克里米亞,而且就算中共軍事接管香港,如何統治香港這一的問題也將成為中共的惡夢。

把鬥爭蔓延到中國

傀儡港府就算陷入重重危機(例如2014年梁振英政權曾短暫地瀕臨崩潰),都有中共這個看起來堅不可摧的後盾,這是現在香港群眾感到沮喪的真正原因。

數百萬示威者以及在網絡論壇上熱烈交流動員方法的數萬年輕人越來越不知所措:這場鬥爭怎樣才能贏?運動似乎用盡了所有方法。但是由於中共的存在,這場鬥爭是不對等的。

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一直解釋說,香港群眾要想贏得真正的民主權利、打敗政府的親富豪政策,必須將鬥爭蔓延到中國,與中國日漸高漲的群眾怒火(特別是工人階級的怒火)連接起來。中國擁有5億工人,而且近年來中國工人的罷工鬥爭愈發增多,他們讓習近平和獨裁政權真正感到害怕。

今天香港群眾鬥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打破孤立於一城的局面、點燃全中國乃至更廣闊的群眾運動,從而和獨裁政權「公平決鬥」。如果香港的示威者開始打出口號、呼籲中國群加入對抗獨裁政權的鬥爭,也很可能會掀起內地群眾的巨大響應,對中共政權造成更大壓力。

中港都面臨著威權統治、警察鎮壓、持續已久而且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缺乏可負擔住房、年輕人沒有前途的工作、富豪專政,而且中國的情況往往更加嚴重。

沒有領導的運動

在本文撰稿之時,中共無疑正努力讓跛腳港府和建制派裝出鎮靜的樣子,把握住立法會衝擊事件這個「好機會」,反擊群眾運動。有報導稱,負責香港事務的政治局常委、副總理韓正本週再次到達深圳,對林鄭做指示。首先政府會發動暴風般的輿論攻勢,大力「譴責」衝擊立法會的「極端激進暴力分子」。警方正從6月12日之後的守勢中恢復過來再度進攻,根據媒體和監控鏡頭拍攝的照片搜捕七一進入立法會的年輕示威者,而且會在未來的抗議中更強力鎮壓。

群眾運動需要採取新方法來應對挑戰。年輕人沒有領導的、去中心化的自發行動目前已經取得很多成果

在一些鬥爭中,群眾的自發性和創意可以發揮非常積極、甚至決定性的作用。但一般來說,過去的所有群眾鬥爭,無論成敗,都表明,自發行動有其局限性。特別是在鬥爭一開始,自發性能夠發揮有力作用,但是當運動變得更加複雜時,當我們的敵人開始改變戰略時,勝利的關鍵在於組織和清晰的鬥爭戰略及綱領。

近幾年「組織」被視為過時的想法,群眾鬥爭中存在反組織的情緒,其原因很複雜。社會主義者已在其他文章裡分析過這一問題。但是在今天的香港,在當前這個關鍵時刻,鬥爭必須要有組織,必須要有平台讓抗爭者有組織地、民主地討論如何前進。

香港眼下的鬥爭(尤其是年輕人)「沒有領導」,起初並不是有意識的選擇。同時,的確許多年輕示威者認為「沒有領導」是進行運動的好方法(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過去4年的鎮壓有至少48宗政治檢控,數百名抗議者被告,超過100名抗議者被判入獄,而且較激進的泛民政黨和非建制派團體受打擊最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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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政府不利的情況是,現在他們沒有可控制運動的談判對象,無法通過迫使領導妥協,以瓦解群眾運動。就算剛好出獄黃之峰儘管備受媒體矚目,但在運動中的影響力也非常有限。

需要怎樣的鬥爭?

運動在無意識中出現一種「分工」。民陣發起了69、616和71遊行,做了大部分聯絡媒體的工作;網絡群組裡的年輕人則提出和動員激進抗議,以及和當局直接對抗。

這種「分工」存在很多問題。它的出現是由於現實群眾組織薄弱(這是香港民主鬥爭長期以來的特點)。一般來說,在世界各地,群眾組織程度和當地工人階級及其組織(例如工會)的傳統實力直接相關,正如近幾年大多數國家的工人組織都受到本國資產階級和政府的打擊。香港工會和工人組織的規模很小,嚴重影響到當前的鬥爭。

民陣和泛民政客公開說自己不想領導更具戰鬥性的青年的行動,也不想為之負責,只是向他們提供支持。這也反映出泛民「領導」和政黨的權威已經減弱,尤其是在傘運無果而終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打壓之後。民陣發起的616遊行是香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示威,但在那之後,民陣儘管完全認同運動需要升級,但也承認自己不知道要怎麼做。

另一方面,年輕人在國家機器的面前,展現出巨大的主動性、創造力和勇氣。但他們經常認為組織大型遊行不屬自己的範疇,所以最好把後者留給民陣和泛民去做,這就是所謂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確,許多年輕示威者認為遊行沒那麼重要,因為接連的大規模遊行也未能打敗政府、實現民主變革。年輕人並沒太大興趣組織政治團體,反映出無意識的行動主義及無政府主義。

泛民和年輕人都不想將雙方的活動凝聚成一個更有力且更有組織的整體。不幸的是,儘管許多年輕示威者視去中心化為優勢,但去中心可能導致運動碎片化,甚至可能在某一階段造成嚴重分裂,因此會越來越妨礙運動前進。簡單來說,運動需要領導。

我們不是指像傘運時那樣自上而下強加的領導。年輕人有理由去厭惡泛民政客和民陣,因為泛民沒有民主、開放的架構。但現在群眾運動需要的是真正戰鬥性的領導,而這樣的領導需要通過組織基層活動者、自下而上民主地建立。

民主的討論和計畫

年輕的示威者通過加密通訊軟件,匿名地連結起來。他們害怕如果在現場被認出真實身分或者被監控鏡頭拍下,會被警察逮捕。他們的擔憂是合理的,因為港府已經在引入內地的鎮壓手段。數年來,中國內地越來越多的抗爭工人不再公開選舉代表,因為這些代表會第一個被逮捕、解雇。

在愈發威權的社會,年輕人不得不得採取這種措施。但是採取半地下的組織方式、隱藏抗議者的身分,並不代表自發的、即興的、無計劃的行動足以打敗有中共獨裁政權支持的傀儡港府。

所以當前迫切需要充分地、民主地討論推進運動所需的方法、策略和政治目標。只有建設起群眾組織,才能夠進行這樣的討論以及在出現分歧時進行投票。儘管一部分年輕人認為網絡聊天群組可以成為民主的辯論和討論的平台,但實際並非如此,因為當許多涉及不同問題而且不連貫的訊息同時出現在眼前,根本無法進行有組織、有架構的討論,因此最終也無法達成清晰的行動計劃。在這種情況下,網路投票不是基於民主討論,因此反而會讓示威者更加混亂。

現在則需要在所有學校、職場和社區建立反送中委員會,向所有想要積極參加鬥爭的人開放,以民主的方式運作。儘管反送中遊行都是由民陣主辦的,但現在民陣也承認也不知道鬥爭可以如何繼續、如何升級。我們認為運動的各支力量(例如民陣、工聯會、學生和青年團體、以及其他相關組織或個人)應該號召參加運動的所有團體或個人舉行一天的會議,討論如何更有力地組織鬥爭,建立民主的委員會,大量招募自發的示威者參與,從而民主地制定運動戰略和策略。

組織真正的一日政治罷工

戰略要想成功,關鍵是舉行一日的政治罷工。直到現在反送中鬥爭還沒有過真正的政治罷工,這是一個明顯的疏漏之處。首先應該誠實地討論,分析為什麼雖然有許多人談到罷工,但並沒有組織起真正的罷工。

香港工會的軟弱和局限性不是秘密。怎樣才能改變這種局面?如何才能鼓勵大批沒有加入工會的工人組織起來?如何才能把運動當前的訴求聯繫到工人和專業團體日常面臨的問題:全球最長的工時、實際收入停滯、私有化、公共服務崩潰、政府拒絕實行全民退休保障。

如果有組織的工人站到運動的第一線,癱瘓經濟哪怕只是一天,並警告政府如果不滿足群眾的訴求,工人還會有進一步的行動,那麼能夠迫使強硬的政府退讓。正是因為沒有這樣有力的工人行動,今天的鬥爭難以前進。世界各地有非常多的例子表明,大規模工人罷工是對抗威權政權的決定性武器,例如上個世紀的南韓、南非、巴西以及現在的蘇丹。

69遊行之後,突然有許多人開始談論罷工,這很大程度上仍是自發的。不幸的是,職工盟和教協幾乎沒有提供任何領導或指引。直到69遊行時,社會主義行動仍然是唯一一個呼籲總罷工的組織,而且我們為此在各場示威中派發了總共超過35,000張傳單。

由於一些新聞稿和社交媒體帖文造成的誤解,海外媒體以為香港真的發生了罷工。的確,一些小商鋪在6月12日或其他示威的日子停業,但規模非常小。民陣起初號召三罷,然後又取消。直到6月16日200萬人遊行之後,民陣才在最後一刻重新號召三罷集會,而且根本沒有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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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職工盟就罷工行動召開新聞發布會,但其實也不是真的發動罷工。職工盟發言人說,工人應該請求雇主放幾小時的假,讓他們去參加集會。這並不是罷工!職工盟的這種做法把所有責任都推給了工人自己,而工人一對一和雇主談判時是最無力的。真正的罷工應該是統一號召下有組織的集體行動,所以需要領導。當大批群眾真的開始考慮罷工時,工會幹部卻沒有正確處理罷工問題,沒有給工人提供任何真正的領導,令問題更加複雜,而且也導致運動中越來越多人認為罷工「太困難」、「不切實際」。

衝擊立法會

也只有考慮到運動的這種領導真空,才能正確理解七一那些年輕人衝擊立法會、布入警方圈套的錯誤。

政府試圖利用衝擊事件誤導、震嚇群眾,重新鞏固自己的力量、發起反擊。運動需要對此做出回應。現在還不清楚政府的反擊能走多遠,因為它被過去一個月的群眾鬥爭大大削弱,還沒有恢復過來,但如果運動越遲做出有力回應,政府就會越自信。

泛民說衝擊事件的責任不在抗議青年。泛民的做法是對的,而且值得稱讚。責任完全在於林鄭政府、中共獨裁政權和警方。他們毫不退讓,而且過去4年的殘酷打壓也引起一部份年輕人生出絕望情緒

毫無疑問,衝擊事件是警方給年輕人設下的陷阱。中共及其在香港國家機器內的走狗過去多次策劃過類似的煽動,試圖陷害、分裂民主鬥爭。當晚9點警察撤出立法會,實際上就是在「請君入甕」讓示威者進入。許多評論人士,包括警隊前高級指揮官和安保專家,都質疑警方的行動。而且在7月2日凌晨4點的新聞發布會上,盧偉聰就匆匆否認這是陷阱,反倒令人更感到懷疑。

一名警隊前指揮官對路透社說:「世界上很少有哪個政府會做出這麼大退讓,在那種情況下把議會交給煽動者和頑固示威者」。

立法會入口被打開幾個小時後,示威者才開始進入立法會。年輕示威者沒有清晰計畫,所以猶豫不決。按現在已有的消息來看,進入立法會似乎只是由不超過200名年輕人討論決定的,而且當中大部分人也不清楚為什麼要進入立法會。一些人認為他們可以點燃一場港版太陽花運動(2014年台灣學生和青年佔領立法院24天),但是他們完全誤判了形勢,因為就算是進入立法會的示威者大部分也不支持長期佔領。

立法會內的記者報導說,示威者熱烈地(有時是激烈地)討論下一步要做什麼(《Hong Kong Free Press》,7月3日)。「許多決定是由一些小團體做出的,沒有統一的協調人。示威者被告知,他們應該自己決定自己的行動」。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有示威者貼出告示,禁止破壞書籍和文物。示威者在喝了立法會裡的飲料之後還留下了錢。有人在立法會講台上懸掛港英旗幟,但很快被拿下來,這再一次說明示威者內存在不同的政治觀點。他們的許多口號(例如真普選)能夠得到群眾廣泛支持,但是其重要性可能比不上衝擊行動給運動造成的傷害。

需要群眾組織

衝擊事件的關鍵教訓是,運動需要真正的組織。評價任何行動、方法、策略的標準是,看它們能否推進群眾鬥爭、提高群眾的鬥志和政治覺悟。

這不是責備青年示威者,而是認知到,儘管六月多次大規模的動員令人驚嘆,但運動存在嚴重弱點。尤其重要的不足是年輕人缺少真正的群眾組織,而工人階級組織也很薄弱。

有些人認為缺少組織是一個優勢,但事實恰恰相反,這是一個障礙。自發性的力量不是無窮無盡的,因為群眾運動不會一帆風順,必然會有曲折和危機。我們需要群眾組織,需要民主選舉的領導層總結運動的經驗教訓,從而預測敵人的詭計並打敗他們。今天香港缺少的一個最重要因素是戰鬥性的工人群眾政黨。這樣一個政黨能夠開始填補群眾鬥爭在政治和組織上的真空。

社會主義行動活躍在香港的反威權鬥爭中,爭取群眾支持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以取代現在這個殘酷的腐敗制度。為了打敗林鄭政府,運動也需要挑戰資產階級富豪的權力,因為林鄭政府就是服務於這些富豪的利益!從97主權移交一開始,香港富豪就和中共沆瀣一氣,堅決反對民主選舉,並借助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攫取越來越多的社會財富。如果說那些富豪過去擔心送中條例會損害他們的財富和人身安全,那麼現在他們更擔心群眾抗議給他們的利潤造成的影響和威脅。他們想要香港儘快恢復「穩定」(實際上是指鎮壓)!

為了有效地組織起來對抗港府和中共政權,我們需要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將年輕人和群眾當前的迫切訴求(反對送中惡法、警察鎮壓和中共逐步扼殺香港局部的政治自主)聯繫到根除住房危機(香港18-35歲的年輕人有四分之三仍和父母住在一起,而英國是四分之一)、貧窮、醫院危機以及其他社會問題。這需要激進的社會主義政策,將銀行和大公司從富豪和中共「紅色」資本家手中奪過來,將社會資源公有化,交給工人和勞動群眾民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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