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石牆暴動:同志解放鬥爭的轉戾點

萊昂內爾•賴特(LionelWright)

英文版首次刊登於《今日社會主義》雜誌(SocialismToday)第40期(1999年7月)

1969年6月28日,紐約格林威治區,警察臨檢了一家同志酒吧。這本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情,因為在過去的數十年全美發生過上千次類似的行動。最初,所有事情都一如往常。7個便衣偵探和一個制服警官進入酒吧,向人們表明身分。服務員停止銷售價格昂貴但摻了水的酒,酒吧的黑幫老闆迅速拿走用作錢箱的雪茄煙盒。警官們要求檢查顧客的身分證,然後把他們帶到外面。一些人被關進路邊的一輛警車,其他人被趕到人行道上。

同志反對警察暴力

一群被趕出來的顧客開始向警察投擲硬幣,譏諷臭名昭著的賄賂制度——早先被稱為「同志賄賂」(gayola)。警長們通過這樣制度從同志光顧的場所大量收錢,並用打著「公共道德」旗號的臨檢來「規範」行業。很快,人們開始投擲瓶子、石頭和其他東西。當警車裡的人被放出來時,人群發出歡呼。探長派恩(Pine)後來回憶說:「我上過戰場,但從來沒有像那時那麼害怕過。」

派恩命令部下撤退到已經空蕩蕩的酒吧裡,在里面他們肆無忌憚地破壞,期間粗暴地毆打了一個異性戀民謠歌手。那個歌手只是那時經過酒吧大門,便遭受無妄之災。另外有一個少年被車門夾斷兩根手指。還有一些人被警棍打傷送往醫院。

人群中開始高喊「同志力量!」的口號。當消息傳遍整個格林威治區和整個城市,數百名同志、黑人、白人、南美裔(大多數是工人階級)彙集到石牆酒吧周圍的克里斯多夫街地區加入混戰。戰術巡邏隊(TPF,一支專門用來驅散反越戰抗議者的鎮暴部隊)也前來增援。

歷史學家馬丁·都波曼描述這一場景說,有二十四名戰術巡邏隊員像羅馬軍團那樣列成楔型陣在克里斯多夫街上推進。「隨著警察推進,暴動者緩慢後撤。但出乎警察的預料,暴動者並沒有潰散和逃跑……上百人……分散開以避開警棍,然後繞回巡邏隊的後面向他們扔垃圾。當警察意識到一大群人輕而易舉地重新聚集到他們後方,他們開始發狂地攻擊任何進入攻擊範圍的人。

但是抗議者並不畏懼。同樣的局面發生了數次:戰術巡邏隊驅散嘲笑他們的人群後發現人群重新聚集在他們身後,並高聲嘲諷警察、扔瓶子和磚頭、在垃圾箱裡點火。

當警陣調轉方向,他們發現自己正面對著最可怕的噩夢:一排「易裝皇后」手挽著手,像「火箭女郎」舞團一樣跳著踢躂舞,用充滿嘲諷的聲音唱道:

「我們是石牆女孩

我們的頭髮捲曲

我們沒穿內褲

我們露出陰毛……

我們穿着工作褲

露出我們女王的膝蓋!」

「這與戰術巡邏隊的野蠻暴力形成了鮮明對比,並表達出妙不可言的機敏與藐視。」(《石牆》,都波曼,1993)在第二天晚上,抗議者又回來了,而且人數增加到數千人。有人散放傳單,標題是「把黑手黨和警察趕出同志酒吧!」抗議和騷亂時強時弱共持續了5天。

暴動之後

在暴動之後,這座城市的同志群體中發生了激烈的討論。在7月第一周,一個小型同志團體開始討論建立一個叫做「同志解放陣線」(GayLiberationFront)的新組織。

之所以叫這個名字,是因為有意識地將這組織與越南和阿爾及利亞的反帝鬥爭聯系起來。同志解放戰線的一部份成員後來曾聲援黑豹黨被捕成員,為罷工工人募捐,並把同志平權鬥爭和社會主義聯繫起來。

在接下來的一年左右,加拿大、法國、英國、德國、比利時、荷蘭、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同志也建立了同志解放陣線或類似的組織。

「石牆」這個詞被全世界性小眾視為同志群體反抗壓迫、要求全面平權的輝煌標誌。雖然同志解放陣線已經不存在了,但是「同志力量」的觀念仍像過去一樣強大。同時,許多國家和城市每年都會舉辦「同志驕傲」遊行。

發展中的次文化

當前一代的青年性小眾和許多當代同志平權活動者出生或成長在1969年後。在這中間的數十年裡,美國政治發生了巨大改變。不過雖然性小眾平權鬥爭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還遠未實現徹底解放。右翼宗教勢力日益猛烈的攻擊非常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

為什麼石牆事件會在那個時候發生?為什麼最初不到200人的行動導致了更大規模的抗議,並催生出同志解放陣線?

歷史學家約翰·德埃米利奧(JohnD’Emilio)在他1983年出版的《性政治,性社群》(SexualPolitics,SexualCommunities)一書中,揭示了石牆事件之前的歷史。德埃米利奧展現出,美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以及種植園和家庭農場的工人成為城市工資勞工的浪潮,使有同性欲望的美國人更容易探索自己的性取向。

到1920年代,舊金山巴巴厘海岸、新奧爾良的法國區、紐約的哈林區和格林威治區已經形成了同志亞文化。

有同性欲望的人在歷史上一直存在。變化的只是在不同時期社會如何看待他們,以及現在被稱為性小眾的人們如何看待他們自己。

上面敘述的社會變革和次文化的產生,讓越來越多有同性欲望的人能夠衝破以前在農村小社區中的孤立狀態。這對同志平權運動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儘管同志的活動非常小心,他們還是開始意識到許多其他同志的存在,並開始感到自己屬於一個廣大的同志社群。

同志在社會上會受到嚴厲懲罰。全美各州的法律都把同性性行為視為犯罪。在公開場合兩個男人或者兩個女人即便只是牽手也會被逮捕。甚至宣布自己是同志就有可能被直接送進精神病院。

在次文化的萌芽階段,女同志的活動空間比男同志更少,因為女性通常缺乏獨立的經濟地位,因而女性更難突破社會規範的束縛追求同性關係。在二戰期間,這一切都改變了。和平時期的既成規範被打破,男女同志能找到更多的機會來更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性取向。

大量女性進入工廠和軍隊,因而擁有了能夠用來探索自己的性取向的購買力。在紀錄片《石牆之前》(BeforeStonewall)中,一個叫約翰妮·菲爾普斯(JohnniePhelps)的女退伍軍人講述說她和另一個女性士官被叫去與營隊指揮官見面。她估計營中97%的人都是同志。

艾森豪將軍告訴她,他想「揪出」這個營中的女同志,並指示她列一個名單。菲爾普斯和那個女士官禮貌地告訴將軍,她們願意做這樣一個名單,只要他準備好替換全部的文員、司機、指揮官等等,而且她們自己的名字會出現在名單最前面!艾森豪收回了命令。然而數年後,當數千名被懷疑是共產黨員或「性變態者」的人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時,作為美國總統的艾森豪得到了大量名單。

新的壓迫再來

隨著回到和平時期,曾在軍中服役和戰時工作中邂逅的無數同志伴侶,看到了美國社會短暫的開放結束了。許多在戰時建立的同志聚會場所關閉,軍人復員,大量新的女工被從工廠送回家庭。

傳統性規範的牢籠轟然垮塌,對同性戀來說一個黑暗的時代即將過去。同性戀者經歷這一經歷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億,事情不可能再和以前一樣了。戰爭導致的一個長期影響--大量退伍的同性戀者決定留在港口城市以保留一些性自由,遠離他們的家人,擺脫結婚的壓力。

在1940-50年代,戰後重建時期,經濟模式轉向消費品生產,在冷戰背景下導致當局大力宣傳正統的核心家庭模式,以支持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制度。另一方面,當局打壓膽敢挑戰正統婚姻、生兒育女和成家立室觀念外的同志伴侶。

聯邦政府禁止雇傭同志,眾議院調查委員會對公務員進行調查,使無數同性戀者失去工作,禁令直到1975年才被取消。在五十年代,僅僅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每年就有1000人被逮捕。在各個州,當地報紙公佈出被指控為同性戀者的名字和工作地點,導致很多工人被解雇。郵政部門公開同志的姓名、郵件和記錄。大學存放著被懷疑是同性戀的學生名單。

同志權利的誕生

正是在這種恐同環境中,同志權利運動卻誕生了。1948年HarryHay(同性戀者、美國共產黨資深黨員)決定組建一個同志權利團體,成為了同志平權運動的第一頁。

正像世界各地的共產黨一樣,美共聲稱繼承俄國十月革命的傳統。布爾什維克的一個早期目標就是結束對同性戀的歧視。但是到了1930年代,由於斯大林主義官僚崛起,反同性戀政策在蘇聯和世界各國的共產黨中的重新出現。

這種情況下,HarryHay為了發展他的同志團體,要求共產黨將自己開除。黨考慮到他在黨內的長期工作,拒絕了要求。他和一小撮盟友,其中包括其他前共產黨員,一起在1950年建立了馬太辛協會(MattachineSociety)。這個名字來自一個中世紀反建制音樂家的神秘團體,其成員在公眾露面時頭戴面具,很可能是同性戀者。

德埃米利奧(D’Emilio)把馬太辛協會的綱領描述為團結被孤立的同性戀者,教育他們,讓他們看到自己是被壓迫的少數,引導他們為自己的解放而鬥爭。協會組織各地討論小組以促進「一個有道德的同性戀文化」。他們認為同性戀者的「情感壓力和道德困惑」都是「社會環境造成的」。儘管共產黨受到史達林主義侵蝕,而HarryHay還是在其中接受了二十年的教育,馬太辛協會的創建者明顯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理解同性戀的地位和制定計劃。

在協會組織架構方面,HarryHay運用了共產黨面對當局打壓時採用的保密方法,但這方法也是從斯大林主義在工運中採用的不民主手法中發展出來的。為了抵抗對同性戀者的迫害,馬太辛協會的機關建基於五個等級的網絡。HarryHay和其他領袖組成第五級,而不為第一級和第二級成員所知。

馬太辛協會的起落

在最初三年裡,協會逐步擴張它討論小組網絡。在1952年,協會發起了「反對違法誘捕市民委員會」,派發傳單向警察作出抗議,使一名在洛杉磯成員被撤銷控罪,贏得了重大的勝利。此後協會加速擴展。

然而,一年後,一名麥卡錫主義記者在洛杉磯發表了一篇政治迫害的文章後,第五級(領導層)決定組織一次「民主大會」。大會期間,HarryHay的團體受到了台下保守和反共分子的批評。他們採用麥卡錫主義的典型技倆,要求協會成員都要宣誓效忠。激進領導層擊敗阻止了反對提案通過,而協會多數人也否決了宣誓效忠的做法。

儘管如此,HarryHay和他的同志決定不在這個他們創建的組織內擔任職務,結果將整個團體交給了保守分子。許多最初支持協會目標的人厭惡地離開了,成員人數經過了兩年才有所回升。如果HarryHay的團體當時能保持活躍,可以形成一塊吸引戰鬥派同志的磁石,但現在運動卻倒退了10年。新領導層偏離創立者倡議的「同志驕傲」的路線,迎合了社會對同性戀者的偏見。協會新主席KennethBurns在《社會》雜誌上寫道,「我們必須為自己的困境而自責……什麼時候同性戀才會意識到在社會改革成功之前必須要有個人的轉變?」

新領導層的立場是同性戀者不能為改變美國社會而鬥爭,而要寄望「有良心的」醫生、精神病醫生等等。意思是同性戀者要討好當局以期望改善待遇。但問題是,新領導們都認同同性戀是一種疾病。到了這段時期的末段,當一名叫AlbertEllis的醫生在一個同性戀者大會上說:「排他性同性戀是一種精神病,」在觀眾席上的一個人大聲說:「埃裡斯醫生,任何找你治療的同性戀者都是精神病!」

同志運動的崛起

據說,許多還沒有出櫃的同性戀者(LGBT)在50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中成為了工人。在接下來的10年裡,民權運動也影響到平權運動。Burns這種妥協派領導層越來越受到新一代的戰鬥型社運分子的攻擊。最終,馬太辛協會和一個同樣保守的女同性戀組織DaughtersofBilitis的領導層都解散全國組織,以避免讓組織落到激進者手中。其後協會和DaughtersofBilitis的支部繼續各自運作。在這些組織和其他以城市為中心的團體中,戰鬥型的領導人經過激烈的鬥爭後,成功贏得多數的支持。

天文學家FrankKameny是這發展過程中的一名有影響的人物。他在政府清洗同性戀者的行動中丟掉了公務員的職位。他在法庭上反對迫害,但結果失敗。此後,他認為美國政府已經向他「宣戰」,因而決定成為一名全職同志平權分子。Kameny因為舊領導層怯懦地服從建制當局的醫療部門,向他們作出嚴厲批評說:「無論是(向當局)提供資訊還是進行教育,都無法消除偏見的。」他說,真正的同性戀問題專家是同性戀者自己。

Kameny在提到黑人民權運動組織時說:「我沒有看到美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NAACP)和美國種族平等大會(CORE)會考慮是哪個染色體和基因產生了黑皮膚,或者考慮關於漂白黑人的可能性。」正如美國黑人鬥爭中產生了「黑人是美麗的」這樣的口號,Kameny創造出「同性戀是好的」這一口號,並最終在石牆事件之前讓平權運動接受了這一口號。激進的同志平權運動者開始公開抗議,展示標語牌和進行直接行動,並對抗警察和政府的刑事誘捕、就業禁令等議題。

自HarryHay第一次構思出馬太辛協會的廿年來,美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女權運動興起(女同性戀在其中發揮了突出作用);黑人的鬥爭從公民權利運動發展到黑人權力運動(其中包含了社會主義的概念);受到了法國1968年5月風暴的影響,美國校園裡發生了反越戰的抗爭,還有反對建制價值觀下的衣著模式和人際關係(例如嬉皮士)都造成側面影響。這一切使得同性戀平權運動進入一個更具戰鬥性的時期。

推翻資本主義

同性戀解放戰線的其中一個理念,就是需要通過革命鬥爭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後,同性戀者最終才不再受到壓迫。

CraigRodwell總結說:「有一種十分躁動的政治感覺,特別是在年青人中……在石牆暴亂到來的那天晚上,僅僅是所有條件在那一刻彙聚到一起。人們經常問那晚有什麼特殊的地方……沒有什麼特殊的。僅僅是所有條件都彙聚到一起,如果你處在歷史上的這樣的時刻,你當時會意識到,就是它了,這就是我們一直在等待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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