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府建立「社會信用體系」威權統治繼續升級

北海 中國勞工論壇

 

中共政府計劃在2020年建成一個覆蓋全國所有居民丶企業丶公共部門和社會組織的「社會信用體系」。政府稱這是為了提高全社會的信用水準,但這個信用體係不僅蒐集一般的財務信息,而且涉及到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龐大監控和鎮壓工具。這是習近平繼續收緊社會管控的一步。但高壓統治無法消除群眾所受的各種壓迫,也無法解決嚴重的經濟風險,反而令群眾積聚起越來越強烈的怒火。

信任危機

「社會信用體系」將從各個政府部門和法院蒐集關於個人和組織的幾乎所有紀錄,把這些信息在全國范圍內共享,並據此進行獎勵和懲罰。例如上海當局從近100個政府部門收集3000條信息來計算一個人的信用度。被政府認定為守信的人可以更快捷地獲得銀行貸款丶入住賓館時不需要付押金丶可以走快速通道通過機場安檢丶入學和就醫時享有優先權;而失信的人在就業丶出行丶貸款等各個方面都會受到限制。

許多人讚同政府的這一措施,因為這似乎可以解決中國長久以來的信用危機:氾濫的電信和商業詐騙丶虛假廣告丶有毒食品丶劣質商品丶豆腐渣工程丶惡意欠債丶拖欠工資等等。法國諮詢公司Ipsos在去年7月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47%的中國受訪者將“道德滑坡”列為他們最擔憂的三個問題之一。

打擊商業欺詐等問題也的確是政府的目的之一。據商務部所說,中國企業的失信行為造成每年6000億元人民幣的經濟損失。一些經濟學者也認為,社會信用體系可以降低企業經營的風險,因為現在中國商業合同的違約率高達50%。但是信用體係不可能自動解決這些問題。

「信任危機」來自於逐利的資本主義和不受監督的官僚制度。新的信用體系仍然掌握在官僚手中。貪腐官員仍然可以庇護資本家,利用各種方法使他們的違法行為不會被記錄在政府數據庫裡,從而躲過處罰。與此同時,正如美國的人權觀察組織指出的,社會信用體系會大大加強政府官員的權力:他們可以藉此索取賄賂,或者報復那些敢於揭發政府醜聞的人。所以沒有任何一種制度可以在不觸動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情況下消除這些氾濫的欺詐事件。要想解決“信任危機”,需要的是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的社會主義經濟,消滅貧富差距丶官僚特權和資本家對經濟的控制。

社會控制體系

而且中共政府所打算建立的信用體系遠遠超出了商業和財務的範圍。在網絡上發布反政府言論以及罷工丶抗議丶上訪丶反抗逼遷,乃至違反計劃生育政策和交通規則,都會被視為失信行為,雖然這跟信用並沒有任何關係。

迅速發展的人工智能和廣泛的監視系統(例如實名制度和網絡監控丶覆蓋大街小巷的攝像鏡頭和先進的人臉識別系統)為這一計劃提供了極大的幫助。韓國峨山政策研究院指出,中共政府想要建立的其實是一個「社會控制體系」,也就是通過獎勵和懲罰來塑造順從統治的“模範公民”。這是一種更無形丶但無孔不入的威權統治。

被稱為「中國社會信用理論創立者」的經濟學者林均躍媒體回應那些批評者說,如果政府過於關注個人自由,就會妨礙經濟發展。他的觀點會得到中國和歐美的大型科技公司的響應。 Google和Facebook等科技巨頭利用秘密的數據算法大量收集和分析用戶的活動信息,用於投放廣告或者其他有利可圖的業務。中國的阿里巴巴和騰訊開發信用評級系統也並不是出於政府的命令,這兩大資本帝國可以用這個系統推進自己的金融業務,並為其他金融機構提供諮詢服務。

所以有一些研究者認為,雖然中國的信用體系會成為中共專制統治的工具,但用計算機技術來管理社會運作已經成為全球資本主義企業和政府的趨勢。

高科技和獨裁資本主義

但是先進的計算機和互聯網科技並沒有改變少數資產階級精英掌控大部分社會財富的事實。特別是在2007/08經濟危機之後,包括中國和美國在內許多資產階級政府借助反恐的名義,利用先進的網絡技術監視逐漸激進化的底層群眾。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的確是全球資產階級反工人丶反民主趨勢的一部分。

習近平當局試圖收緊對整個中國社會的控制,既包括公開挑戰專制制度的異見人士,也包括普通勞動者丶青年以及自行其是的地方官員和富豪。中共統治精英需要集中權力,來躲避潛在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但獨裁統治本身就是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嚴重阻礙。

中共政府的親資政策造成極度的貧富差距,為了拉動經濟增長而縱容地產投機和環境污染,與此同時群眾反抗行動往往遭到鎮壓。近年來多起規模上億的金融騙局也往往有政府官員在背後站台。

即便中共政府真的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設想建立起這個“社會控制體系”,持續的貧富差距丶官員貪腐丶環境污染丶性別歧視丶民族壓迫等問題仍會不斷激起群眾反抗,而且受到打壓的反抗者將積聚起越來越強烈的怒火,反而逐漸削弱中共獨裁統治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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