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花男孩」揭露農村貧窮問題

中國6000萬留守兒童的“中國夢”在哪裡?

大胡 中國勞工論壇

來自中國雲南省一個貧窮山村的小學生王福滿在網絡上引起轟動。王福滿每天往返學校要走九公裡,網路上幾張照片拍到他到達學校時臉頰通紅、頭發上結滿了冰,因此他被人們稱為「冰花男孩」。在老師拍下這幾張照片的當天,室外氣溫是零下九度。

王福滿的貧苦並不是個案。他的照片立即引發了關於中國貧窮問題(尤其是農村貧困)的激烈討論。中國的政權及其龐大的媒體控制機制竭力扭曲這個故事,甚至說從王福滿身上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努力與堅強」。 政府說他們正在盡最大努力克服遺留下來的社會問題,事實上,正是中國政府的親資產階級政策制造了極度嚴重的貧富差距,令廣大的農村地區陷於貧窮與落後。

在2000-2015年間,政府關閉了四分之三的(也就是超過30萬所)農村小學。地方政府負擔著60%的教育開支,但他們更願意把資金投入地產交易和基建計劃,因為這能夠推漲當地的GDP,同時也填滿當地資產階級精英和貪腐官員的錢包。讓富人變得更加富有是資本主義的邏輯,不能僅僅歸咎給地方政府的腐敗(儘管這無疑是真實的)。

大規模關閉學校

由於村莊裡的學校被關閉,許多學生每天上學不得不走很遠的距離,或者要上寄宿學校。這就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比如校車超載,高昂的費用導致輟學率上升,以及農村寄宿學校成為一個新興產業。根據彭博社(2015年4月6日)的一份報告,這些寄宿學校經常是肮髒、擁擠的,有如貧民窟一般。報告稱:“飢餓和孤獨很常見。”農村寄宿制學校的學生平均比非寄宿學校的學生矮3釐米。

僅管中國法律規定了九年免費義務教育,但實際上許多農村兒童在義務教育結束前就輟學了。完成高中教育的農村學生更是不到一半,而城市裡則達到90%。

在過去4-5年裡,中國各地的教師發起了數百次抗議,要求政府提高他們的工資並支付被拖欠的工資和社會保障金。低到令人震驚的工資和退休金以及導致大批教師離開農村學校。香港的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的一份報告指出:「近年來,中國一些規模最大、組織最好、最堅定的工人抗議活動都是由教師發起的。」當然,就像中國的其他群體一樣,法律不允許教師組織真正的工會。

令人震驚的微薄工資和養老金導致大批教師離開農村學校。這也是推動過去15年大規模學校關閉計劃的另一個因素。很多情況下,一個學校或者一個班級有太多學生,卻沒有足夠的老師和資源。

因此,以利潤為導向的緊縮政策和資金不足使得農村教育陷入了危機。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中央政府一直提出要將教育支出增加到GDP的4%(全球平均水平是4.8%),但許多省份和地方政府仍沒有達到這個目標。

留守兒童

「冰花男孩」王福滿是中國6000萬農村留守兒童之一。他們的父母去往更富裕的城市工作,有時甚至是數千公裡以外的地方,每年只能回家一兩次。這些孩子是由親戚、鄰居或寄宿學校撫養長大的。在某些情況下,沒有成年人來照顧他們。對於這些兒童來說,習近平的“中國夢”在哪裡呢?

2014年黑龍江省政府的一項研究發現,幾乎一半的“留守兒童”患有抑郁症和焦慮症,而在城市中,這一比例為30%。一些非政府組織在陝西省調查發現,當地農村兒童普遍患有營養不良、腸寄生蟲和貧血等疾病。它們認為許多農村兒童的身體狀況不適宜學習。這些疾病是貧窮的結果,而且會對兒童的大腦和認知能力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許多農村地區幾乎沒有工作年齡的成年人留下;他們都移居到城市裡去了。這樣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來承擔農業的負擔。王福滿的老師貼出的其它照片顯示,王福滿因為幫助祖母種地,手上佈滿了老繭。

留守兒童的艱難處境與中國巨富精英和“共產黨”高官的子女形成鮮明對比。盡管政府尖銳地攻擊“西方價值觀” ,但這些享有特權的年輕人很可能會被送到國外去接受“最好的”教育。

例如中國億萬富豪王健林的兒子王思聰,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在國外。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的報道說(2017年2月6日),中國處級或以上的官員有超過80%將他們的子女送到外國上學。

2.8億農民工

王福滿等農村兒童的不幸遭遇是中國所謂經濟奇跡的殘酷一面。中國所謂“經濟奇跡”是靠瘋狂壓榨超過2.8億農民工才實現的。農民工占中國勞動力的三分之一。同時,政府利用戶籍制度分化勞動群眾,並令農民工受到最野蠻的剝削。

移民在他們工作的城市裡即使在那裡生活了幾十年,也幾乎沒有普通居民的地位。他們沒有權利把他們的孩子送到城市學校,沒有資格買房,而且他們的低工資也負擔不起高昂的房價。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4年擁有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農民工分別只占16.4%和18.2%。

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創造了世界上最嚴重的貧富差距。今天,中國的億萬富豪(按美元計)占全球36%,甚至比美國還多。與此同時,北京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中國最貧窮的25%的家庭(超過3.4億人)僅擁有全國1%的財富。

貧困在農村尤為普遍,但在城市中也存在,尤其是在政府新建設的城鎮之中。政府計劃到2020年將1億人口轉移出農村地區,因為他們認為這樣能夠提高居民收入。

但在許多情況下,城市化進程讓貧窮的農民失去了收入來源。新城市的物價要比農村高得多,但卻沒有足夠的工作崗位。等待這些搬遷家庭的往往是失業或不穩定的就業。政府只不過改變了貧窮的形式。

政府推動城市化,主要不是改善窮人生活,而是為了把居民吸引到過去十年瘋狂建設的數十座鬼城,從而避免房地產市場的崩潰。

在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稱“減貧”是他未來五年任期和“中國夢”的關鍵工作。他承諾要在2021年,也就是中共建黨100周年時,消滅貧困。根據官方數據,現在只有4300萬中國人生活在官方貧困線之下。但是這個貧困線非常低,只有每年家庭人均收入低於2300元時才會被視為“貧困”。

所以一些批評者嘲諷這是“數字扶貧”。設置很低的貧困線當然可以獲得令人驚嘆的宣傳效果,但卻無法改變數千萬貧困家庭的經濟狀況。

驅逐“低端人口”

去年11月,北京的一個農民工聚居的地區發生火災,造成多人死傷,北京市政府以“消防安全”為名,開始大規模驅逐和拆除農民工居住區。成千上萬的人被要求離開北京,在寒冷的天氣裡,他們沒有住宿、補償或其他援助。許多人在這次驅逐行動中失去了他們的財產。警察甚至禁止非政府組織和志願者組織為被驅逐者提供食物和住所。這場聲勢浩大的“社會清洗”運動以殘忍的方式進行,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激烈批評。政府和媒體聲稱這些措施針對的是“低端人口”,令批評更加猛烈。

北京的大規模驅逐行動,與其他城市的規模較小的行動類似,是為了清理舊平民區,然後重新建設高檔住宅,從而讓房地產公司和政府得到更多的收入。

在像北京這樣房價高昂的城市中,農民工不得不居住在擁擠、不安全、狹小的房屋裡。北京現在是世界上房價最高的城市之一。驅逐“低端人口”的行動揭露了當局真正的面目:傲慢,貪婪,對窮人充滿了階級蔑視。

中國政府承諾將改革戶籍制度,但他們並沒有廢除戶籍制度,而是引入了“戶口2.0” 。雖然有一些小修小補,但仍然限制窮人遷移。較不發達和吸引力較低的“三線”和“四線”城市將放寬戶籍限制,以吸收來自農村的部分人口,但最富有的“一線”和“二線”城市將會收緊政策,從而限制“低端人口”。

王福滿的照片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中共當局竭力控制輿論,官方媒體將注意力集中在王福滿一家以及他的學校和同學所得到的慈善捐助上。一個商人甚至給了王福滿的父親(一個建築農民工)提供了一份離家更近的工作,這樣他就可以和孩子住在一起。

國有企業和共青團捐贈了資金、冬季服裝和供暖設備,並得到媒體的廣泛宣傳。王福滿的故事感動了全中國成千上萬的人,他們捐出了超過220萬元。

“慈善”捐款

這些慈善捐助或許體現了中國人民的善良,但是慈善並不能消滅貧窮。貧窮時現在這個社會制度的一部分,而這個社會制度只能通過群眾性的政治行動才能改變。而且也沒有人知道,這些捐助究竟有多少真的到了王福滿一家手裡或者被用來減輕貧困。

政府部門和企業迅速搭上這股慈善潮,為自己樹立良好形像。對於像共青團這樣富裕的官方組織來說,這點捐贈是微不足道的,但卻可以起到很好的宣傳效果。這些資金是公共資金,應該被投入到教育和其他服務中,而不是用展現政府的“慷慨”。政府是希望掩蓋自己制定反工人階級政策的責任,這些政策使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這些措施包括將大筆公共資金浪費在華而不實的基建項目上,而且這些項目往往有利於裙帶資本家。

政府及其各個政府部門都在提供“慈善”,但與中國的大規模貧困相比,這根本起不到實際作用。勞動群眾需要的不是“慈善”,而是充分的教育開支、提高教師工資、停止關閉學校、以及在群眾的民主控制下大幅改善農村基礎設施。

農民工所遭受的殘酷剝削和留守兒童的苦難必須終止。這需要立即取消戶籍制度,大幅增加醫療、教育、養老金等方面的財政開支,從而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現代化的福利保障和公共服務。同時也需要向富豪們征收重稅,並沒收中國數百萬間空置住房以供大眾使用。

只有社會主義的政策,也就是將經濟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空置之下、終結資產階級剝削,才能根除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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