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者對無條件基本收入(UBI)的立場

得到可以滿足基本需要的收入,是每個人的基本人權

Judy Beishon,社會主義黨(英格蘭及威爾斯)

近年來,用「全民基本收入」(亦稱無條件基本收入)來代替其他各種社會福利,重新成為人們討論的一個話題。我們很高興能參與這個問題的討論,因為得到可以滿足基本需要的收入是每個人的基本人權。「全民基本收入」具體的主張有很多種,但是它們都認為應該讓每個社會成員都可以無條件地定期得到一筆免稅收入,無論他們有沒有工作,也無論他們的家庭構成(詳見下文)。

早在幾個世紀之前,人們就開始討論全民基本收入了,但就像現在呼籲實行全民基本收入的人所指出的,這一問題在今天尤為緊迫,因為現在就業愈發不穩定,越來越多的工人從事非典型勞動(短期雇傭、派遣、打工)或者「按件計酬」,就連許多全職工人的薪資也不足以滿足基本需要,而且就業崗位也可能因自動化的發展而減少。

2017年2月,盧森堡的一名歐洲議會議員向歐洲議會提交了一份報告,呼籲施行全民基本收如制度,原因之一正是「機械自動化可能對勞動力市場造成的影響」。

因為反對同屬法國社會黨的現任總統歐朗德的反工人政策,而在上一次大選中被推舉為該黨總統候選人的貝諾瓦·哈蒙(Benoit Hamon),呼籲為每個法國成年人提供每月750歐元的基本收入。他提出應該向使用機器人的企業徵收特別稅,作為一部分資金來源。

世界各地的許多國家和城市,像是芬蘭、荷蘭與肯亞,正在或者準備進行局部的全民基本收入實驗。在英國,蘇格蘭民族黨與綠黨支持施行全民基本收入,柯爾賓也說工黨會考慮這一問題。

其中亦有右翼的動機

但需要警惕的是,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不只是左翼。在芬蘭,在失業者當中實驗基本收入政策的,是右翼聯合政府。美國的米爾頓·傅利曼和查爾斯·默里等右翼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與評論家,支持某些形式的基本收入制度(像是「負所得稅」這種不是富人多繳而是窮人多拿,但最終有利於資產階級的累進稅率)。他們宣稱,砍掉公共福利項目可以減少政府的官僚弊病,同時也可以為私營服務提供商開創更大的「自由市場」。

不只如此,就像學者喬納森·薩多斯基(Jathan Sadowski)在英國《衛報》所寫的:「在某些方面,我們可以將全民基本收入看作提供給資產階級的福利。因為全民基本收入彌補了共享經濟的微薄工資,現在Uber和TaskRabbit等公司可以招募到更多人,而且工資可能比過去還低。這些科技公司一面賺得盆滿缽滿,另一面卻可以更肆無忌憚地只支付最低生活工資給「名義上不是雇員」的雇員。」

一些右翼所提出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其實是倒退而不是進步,因為這些方案更有利於富人而非窮人。然而,儘管鉅富們有可能從中得益,但大部分資產階級代表還是反對全民基本收入。

原因包括巨大的潛在成本;會減少資產階級能藉以壓低工資與勞動條件的失業大軍;會讓工人的生活更有保障,因而讓他們更敢於罷工。

在2016年6月瑞士就是否實行全民基本收入舉行公投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國會政黨表示支持。鋪天蓋地的宣傳攻擊全民基本收入是「不勞而獲」,而且右翼的瑞士人民黨恐嚇群眾說,UBI會引來一群撈錢的移民,導致反對派贏得了公投。

資金從何而來?

2016年7月一個名為「指南針」(Compass)的非政府組織在約瑟夫•朗特利基金會(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的資助下研究了幾種可能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然後得出一個結論:「在現行的稅收與福利制度下,在不改變財政收入的情況下,取消有條件的福利補助而代之以足夠體面生活的基本收入,一定會讓大批人的利益受損。」

這個發現沒什麼令人驚訝的地方。我們已經看到,多年來為社會上最貧窮和最脆弱的階層所設置的福利遭到殘酷的削減,富人與大財團得到大幅的減稅優惠,就能明白那種右翼支持的UBI事實上會給社會上的每個人帶來什麼。

英國歷屆政府所做的,遠不是為福利制度提供更充裕的資金,而是將越來越多人推入窮困。他們最近使用的一種手法,是借助新實施的通用福利金(Universal Credit),暗中削減福利。兒童津貼曾有一些全民基本收入的影子,因為所有有孩子的家庭都可以得到津貼,但現在它也變成了有條件的補助,而且實際津貼額正在縮水。

不只在英國,世界各地的資產階級撙節政策,正在削弱各種福利和補貼為群眾所提供的保護。數十年來阿拉斯加的政府利用石油收入,每年為包括兒童在內的所有居民提供一筆無條件的收入,金額在2015年達到2072美元的高峰。但是在2016年,州長藉口州政府財政赤字過高,將金額減少到1022美元。

混和方案

為了得到大財團的同意,有些左傾的智庫和政黨提出了折衷的混合方案。社會中最貧困者與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的任何改善,我們都會歡迎,所以我們對各個方案的評價標準取決於它能給工人階級與窮人帶來什麼生活上的改善。

但是所有這些混合方案為了盡量保證財政收入不變(也就是說,避免向超級富豪們加徵重稅),這就使得群眾所能得到的好處被大打折扣。所以他們最好的方案也不過是讓一部分社會成員得到微薄的基本收入,同時留著部分舊有的福利制度來補償「利益受損者」。

綠黨的「公民收入」方案中提出要將兒童津貼提高超過兩倍,但現在完全依靠福利救濟維生的人的生活狀況只會有「些微改善」,雖然至少他們不會因為沒有達到某項標準而被停止或取消救濟金。

「指南針」和許多其他組織不願意提出透過對富人與大企業課以重稅,又或者透過將大企業國有化,來為全民基本收入或現有的福利制度提供充分的財源,而只是提出應該創立一個特別的「社會財富基金」。

「指南針」的報告中寫道:「許多國家已經採用這樣的基金,確保多的國家財富被用於公眾利益,而不是少部分人的利益。這個方法至少能確保一些經濟活動的部分收益,在所有公民和世代之間匯集和共享。」

為什麼只是爭取「一些」經濟活動的「部分」收益呢?為什麼不是將國內各大重要企業收歸公有,進而民主地決定如何分配它們所創造的所有財富呢?

否則這個基金的收入與支出將受制於慈善家不穩定的捐款,或像各國已經存在的社會基金和主權財富基金那樣,臣服於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的需要(阿拉斯加就是一個例子)。

「指南針」也提到,有一種比社會財富基金「更激進」的籌款方式,也就是「對股份所有者每年收取少量費用」。

許多左翼改良主義者早在幾十年前就提出了這種想法。他們所遭遇的問題是,「少量」費用不足以支撐能維持生活的基本收入,可是收取較高的費用又不會得到統治階級的許可,而議會中親資政黨也不打算違抗統治階級的利益。

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

目前各國福利制度正在遭受的衝擊,以及給社會上最富有者的減稅優惠,不只是為了意識形態層面上的理由。它們也反映了全球資產階級所面臨的嚴重經濟危機,包括他們缺乏可充分獲利的投資管道。

既然提供足夠的全民基本收入意味著要對大企業和富人課重稅,那要資產階級政府同意施行全民基本收入顯然不會是它們自願的。

任何這種「慷慨」行為,都得依靠工人階級的鬥爭浪潮才能實現,而且這股浪潮得大到工人很可能不只是要爭取「最低生存水平」的基本收入,還必須挑戰資產階級對創造社會財富的工具的控制權與所有權。

根本來說,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人們想要的和需要的,絕對不是資產階級的自動化機械越來越多地取代他們的工作,也不是大老闆變得越來越富有,而勞工卻淪落到只能依靠福利救濟或者基本收入維生。

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則完全不同。在大企業被收歸民主公有之後,自動化將被用於減少工時而不會減損薪資。所有工作將被分攤,讓所有能工作的人都可以參與到社會財富的創造中來,而這些財富會為所有人(包含無法工作的人)提供更良好的生活條件。

在社會主義之下,人們可以民主地辯論和決定:是要提高工人工資,並將最低工資定在足以體面生活的水平,同時也讓無法工作的人享有良好的福利;還是要以全民基本收入為基礎,讓所有人都能得到高質量的生活水平;或是要將兩者結合起來。

而且,社會主義社會將大幅改善公共服務,包括為老年人與身障者提供的服務、廉價的住房和交通、以及免費教育,這些將有助於實現普遍的良好生活條件。

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經足以使所有人擺脫貧困。

然而,資產階級不僅不會用這些社會財富消除貧困,而且還推動社會往相反的方向發展:少數富豪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令自己更加富有,導致社會愈發不平等。現在全世界最富有的八個人所擁有的財富總和,與最貧窮的半數人類相當。

而且資產階級也遠不能充分利用現有的生產力。

通過將主要產業收歸民主公有而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民主計劃經濟,不僅能妥善運用目前的閒置生產力,而且還能以環保的方式大幅增產群眾所需要的產品。自動化會用於淘汰勞苦的工作、用於減少工時,並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而非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那樣威脅到工人的生計。

「進步的」全民基本收入(UBI)是這樣

  • 保障每個人擁有基本生活水準
  • 大量無償的照護工作和志工可以得到應有的報酬。
  • 取消申請和領取福利時的審查機制
  • 讓女性以個人而非家庭成員的身分領取福利,使女性獲得更大的獨立性
  • 不會像資產階級所說的那樣抑制人們的工作動力
  • 比現有的福利制度更簡單
  • 保障失業工人的生活水平,讓工人能夠更輕鬆地換工作
  • 讓工人在罷工時也能輕鬆地維持生計
  • 可以減少工作時間,也為他人創造更多工作機會,並讓工人有更多時間能用於創新、休閒、政治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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