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半吊子工程

書評《紅色資本主義:中國非凡崛起之脆弱金融基礎》(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

彼得-塔弗(Pete Taaffe)發表於2011年7月/8月期《今日社會主義》雜誌(Socialism Today)

嚴肅的資產階級代表和馬克思主義者常常共用對事件的分析。他們的不同之處是他們從這些事件中得出的截然相反的階級結論。這本關於中國的重要 的書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作者有著幾十年來在中國經濟的金融和資本主義核心部門生活和工作的優勢。他們強烈地熱衷於鼓吹中國唯一可行的制度是建立一個完全 的資本主義經濟和 社會。

然而,他們證明了這遠非今天的情況。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同意《今日社會主義》有關中國經濟和它的國家政制仍處於轉型期的混合現實 的結論。其轉化方向——變成一個“正常”的資本主義制度——是顯而易見的,但仍然尚未完全完成。他們提供了大量實證表明,自從2008年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崩潰以來,這個過程已經全面停頓下來,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倒退。他們充分認識到——這怎麼可能否認呢?——存在著一個巨大的資本主義部門,看起來好像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很可能將在中國占主導地位。但是,還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讀了書的第二頁:“在短暫的30年裡,中國拋棄了共產主義,創造了自己的資本主義品牌,正如大家認同的那樣,它似乎準備超越其傑出的榜樣,既稱為“美麗之國”的美利堅合眾國“。但作者在序言中說:“是一個簡單的事實,中 國的金融體系和其股票、債券和貸款市場只是服務於國有部門,其中“全國性的優勝者”都是那些紅之又紅的企業。這些企業,中國的國有經濟的核心,是“體制內的”。民營經濟不管多麼充滿活力,是“體制外的”,事實上,民營經濟是服務於該體制的意志的。他們繼續道:“如果不出意外,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事件]加強了黨[中國共產黨]決心維持封閉和嚴格控制的經濟。‘不要給我展示任何失敗的模式’,這是當前中國官僚的口頭禪。”

體制內

在他們整部著作中,沃爾特(Walter)和豪伊(Howie)展現了與其他中國問題觀察家的相同的對該政權看似矛盾的定義。例如,《經濟學人》雜誌 (The Economist)和《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形容中國為具有“統治階級”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樣的認識是鑒於在中國的顯著經濟增長中起到引擎作用的資本主義部門的存在。但隨後我們發現似乎是針鋒相對的定義。這本書說“到2008年,近80%的外國投資是獨資企業結構。最終通商口岸制度似乎成為了過去的事情,因為外國公司可以選擇在何處以及如何投資。在過去幾年,他們無可否認地利用他們的技術和管理方法,並學會了如何與中國的勤勞聰明的工人一起工作以建立一個世界一流的創造就業機會和出口的機器”。

但一個重要方面需要補充說:“可是他們只是在中國兩個地區,廣東地區和由上海和江蘇省南部構成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實現了這 點。外國投資者和私人公司在這兩個地區的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幾乎沒有留下國有部門。這些地區一直以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70%,在中國的出口中貢獻超 過70%的份額”。 (第8頁—第9頁)

這反過來又創造了巨大的的外匯儲備,達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在“地理以及政治策略 “上存在在一個平行的經濟體。這被稱為“體制內經濟,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它是真正的政治經濟。所有國家的財力、物力和人力資源,包括國家對外國投資的開放政策,已經並將繼續用於該‘體制’。改善和加強這個體制已經成為共產黨自1978年以來開展的每一項改革努力的目標”。(第9頁)

作者表明這一直是中國精英包括所謂的“改革派”的目的。大部分已在過去存在的證券交易所、債券市場中做了,但是從一開始的1993年,“北京… 在國有企業改革的名義下上市的特權限於國有企業。在香港、上海和其他地方的股票市場上市的公司是屬於中國共產黨徹底控制的公司,只有少數股權售出”。(第 14頁)市場提供資本包括貸款、債券和股票少於全部資本的30%。

確實有許多評論家——不是《今日社會主義》——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看作代表著最終實質性地轉向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的舉措。確實,在世界貿易組織(WTO)下,商品和債券市場將從政府控制中解脫出來。但這並沒有完成而使得中國經濟模式目前處於半吊子的狀態。
作者直言不諱地說:“全球金融危機打消了人們自1992年以來形成的對西方金融模式支援的政治共識。這使得改革前的平等主義者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的重新浮現。在黨和政府有許多人一開始就從來沒有支持過紅色資本主義”。(第213頁)

認為面對著目前的世界經濟危機,中國精英準備走回頭路,或者能夠走向“計劃經濟”的想法顯然也是誇張的想法。但是,正如中國的“共產黨”(CCP)準備慶祝其7月1日成立90周年大慶一樣——目前中共與其1921年的革命性源頭相差十萬八千里——“意識形態的路線鬥爭正變成確定黨所採取的路線以獲得影響力的派系鬥爭。外國外交官和商界領袖正在密切觀察著這些衝突,中國是否走向放緩甚至完全逆轉使其成為經濟強國的市場化改革。

作為由九名成員組成的新的中央政治局(譯者注:應為政治局常委)的競爭者之一,薄熙來,是中國西部重鎮重慶的市委書記,他開始鼓吹所謂的 “毛澤東思想的口號”、毛式的宣傳和方法。看起來“在一些特殊情況下,居民會收到來自薄熙來的“紅色短信”——“發送到手機上的毛澤東語錄”。當地國家電視台已經用“紅色節目”既講述革命歷史的肥皂劇取代所有的商業性廣告。公務員、國有企業工作人員和學生都被組織起來唱“紅歌”——讚美黨和共和國國父。其 中一首是《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我們還瞭解到,“一些保守團體”對30多年的經濟改革所產生的赤裸裸的資本主義長期不滿,紛紛接受【重慶】模式”。(中國:毛澤東和下一代,《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6月3日)

國家政制的混合特點

此外,簡單地把中國的特點描述為“資本主義”是片面的,而且也不能為工人階級最近已在中國看到的這種發展做好思想準備。有一些人,有些已經出現在中國的互聯網上,他們可能傾向於這種分析。但他們的方法和結論不能讓我們預示到隨著中國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的實施而發生的最近的事態發展。

中國不是計劃經濟,甚至沒有過去存在的由史達林主義精英從上而下進行的官僚管理的計劃經濟。但正如這本書表明的,中國無論從經濟或國家層面看都尚未完成向一個完全的資本主義的全面轉型過渡。《今日社會主義》(例如,在《中國的未來?》(China’s Future?)《今日社會主義》,108號,2007年4月)認為,今天中國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與許多新殖民主義國家的起到波拿巴主義作用——在不同的團體和相反力量之間實現平衡並沒有能夠鞏固一個清晰的穩定的政權——的國家政權類比,。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新殖民世界,許多國家實現很大程度的工業的國有化在,某多數情況下是通過波拿巴主義政權實現的。比如利比亞和阿爾及利亞就是如此。

然而,這並沒有導致我們匆匆地把這些國家定性為“工人國家”,甚至不是托洛茨基對史達林主義的分析中所說的“畸形的工人國家”。在無休止的內部衝突中,在消蝕著這些社會的矛盾的蹂躪撕扯下,國家扮演著調停人的角色以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取得階級力量之間的平衡並發展“國家”。它們固有地不穩定,在改變的環境下容易向相反的方向轉向私有化和市場經濟。我 們過去評論道:“目前的中國顯示出了一些這樣的特性,不只是中國經濟,而且包括中國國家本身是一個“混合物”,毛主義國家機器的殘餘很大程度上保留著重要的影響。這是完全不同的國家機器,它與從20世紀90年代初俄羅斯“大崩潰”後迎來的國家機器是完全不同的,支持史達林主義官僚的殘餘被徹底清除,無約束的前官僚的的制禦著俄羅斯通向資本主義,並已完成這個制度轉變“。(《今日社會主義》(Financial Times),2007年4月)

的確如此,假如如朱鎔基這樣的改革者尋求的金融措施全面和一貫地方式得到實施,中國將已經與過去徹底決裂並通向完全的資本主義制度。但是,作者指出:“不能全面實施也許是不可避免的… …考 慮到國家政治制度分散的結構,特殊利益集團共存於一個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實體中國共產黨中。使得該結構運轉的不是市場經濟及其供需規律,而是圍繞著構成政治 精英的革命家族的特殊利益建立起來的精心取得平衡的社會機制。中國是家族運作的生意場。統治集團改變時,必將導致各方利益天平的不可避免的變化, 但這些家庭有一個高於一切其他東西的共同利益:體制的穩定性。社會穩定使他們能夠追求特殊利益。這就是“和諧社會”訴求的實質內核。“(第24頁)

確實在過去30年裡,中國的國有部門偽裝成西方式公司已在外國證券交易所上市並且採用起會計師、律師和投資銀行家等相關職業人士。但以前吱吱作響的國有部門,國有企業(SOEs),進行了修復,並在一定程度上,推遲了他們的步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是由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促成的。他們使得中國的國有企業部門成為現在的樣子。沒有他們的金融知識,中國的企業家們早就使得國有企業所剩無幾和喪失競爭力,正如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末那樣”。(第10頁)

中共的保護人制度

作者指出,中國的現實是圍繞在中國共產黨系譜下的“各種保護人組成的系統”。這些龐大的國有企業應用了國際競爭對手的金融技術並贏得數十億美元資金,其成長 在經濟規模上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 “但是,這些企業都不是自主的企業,他們根本上很難說是企業。事實上,他們的高級管理人員和公司本身的命運確實完全取決於其政治保護人。中國的國有經濟是一個家族生意場而這些家庭的忠誠是衝突的,在保持政治權力和熱衷於生意之間有一種張力。迄今為止,前者一直是贏家“。

作者繼續道:“ ‘黨’ ——即既得利益集團 ——可以以任何方便的理由干涉,改換首席執行官,投資新項目或調整兼併…鑒於國家在關鍵部門的規模,以及政府巨大權力,這個保護人體制的影響遍及中國 經濟的各個方面。它不可避免地破壞了其表面上的國際化機構的內在。 (第23頁)
儘管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外資銀行一直占國內金融資產總額的不到 2%,黨把銀行看作基本的工具“以提供無限制的資本給寵愛的國有企業,銀行的所有方面都處於黨的控制之下,風險被認為是可控的”。(第25頁)然而,在這一制度下,許多的銀行已經在技術上破產。這一點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因為他們擁有和控制中國的金融資產總額的43%。但是,鑒於上面所述,政府“對該部門不 可動搖的控制”,這給中國國家政權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府制度更大的杠杆 —— 例如,在嚴重的經濟危機的情況下。

它允許國家在2008 年金融危機後通過世界上最大的“一攬子刺激計畫”干預經濟。面對2000萬 新失業人員和所有的社會後果,正如該雜誌預見,中國政府進行了一項開支計畫,多數是通過地方政府進行的,拼命企圖保持渦的出口機器的動力和進一步擴張並創 造就業崗位。但是,這需要相當大的成本。如此大規模的開支計畫和以前的經濟週期 出現後對策基本相同,但規模大大擴展了;——其包括基礎設施項目、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正如中國新聞媒體提到的——它們現在堪比1958年 至1961年毛澤東的“大躍進”。這意味著巨大的銀行債務積累,估計至少達到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的70%。這在金融領域造成了很多泡沫,特別是 在資產方面,並在今後一個時期會破裂。

與此同時,對美國模式的排斥劇增。一名政府部長宣佈,中國不應該把“美國的東西拿過來… …它應該建立自己的銀行體系”。(第74頁),這就發生在2008年雷曼兄弟危機後。作者寫道:隨後一年標誌著自1998年以來推行的銀行改革的結束。相繼而來的東西開始看起來像一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舊蘇聯的指令模式的更為浮華的版本。(第76頁)實際上,這些銀行和經營公用事業一 樣,正如作者再次感歎道:“這是黨,而不是市場在運行著中國及其資本的分配過程… [這使得如此的想法可信:銀行在中國只是銀行並且有價值,如果不是作為單獨的機構,那麼作為該國經濟的代理。這就是關鍵點:他們確實是體制內的經濟代理。”(第78頁-第79頁)。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難以歸類,但是,中國可以在一定意義上描述為“國家資本主義”的獨特形式。國家關心的主要不是推進資本主義的一切通常的屬性:剩餘價值的實現,不顧社會後果驅動私有化“一切”等,對資本主義的開放被認為為了確保社會穩定是必要的。如果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它也可以停止。這不是恩格斯所描述的國家資本主義政權類型,恩格斯描述的國家資本主義類型是國家插手以救援和國有化少數行業。它也不適用於已故的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和社會主義工人党中他的繼任者所代表的國家資本主義學派的錯誤概念。他們把史達林主義下的俄羅斯說成是國家資本主義。俄羅斯是一個一黨專制的極權主義政權下的國有化的計劃經濟,一個“畸形工人國家”。目前,中國處在中途,是一個混合物,還是不能肯定它會否或者如何發展成為一個完全的資本主義國家。

作者把債券市場描述為令人難以置信的薄弱,因為“中國是一個黨擁有一切的國家,而沒有私有財產的傳統”。(第85頁)他們以最為圖解化和詳細的方式展示其如何影響債券市場,“國有控股的實體持有債券市場投資總額的92%”,政府以此來進行精心的控制。而這一切的後果是更多的資產泡沫, 股市繁榮,有問題的貸款,這就是這個既不是計劃經濟也沒有建立穩固的資本主義的半吊子工程所產生的難以避免的必然產物。儘管它確實有著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 虛飾。但是,幾乎從“改革和向資本主義世界開放”開始,執政精英經由党通過確保只有少數股份在私人利益的手中,確保權力仍然掌握在他們手中。

日益增長的群眾的不滿

在這個控制局面的精心謀劃的企圖背後,精英對他們是否應該滿足所有外資要求及其在中國境內的回應的社會後果的病態性的擔心。在目前情況下,既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災難性的背景下尤其如此。原來的國有企業“改革”造成人人自危,成千萬上百萬的人喪失了工作、土地和家,雖然在中國技術上土地仍然歸國有。在血汗工廠中為實現“資本原始積累”而產生的極不人道的工作條件,換言之,就是引進了資本主義不人道的工作條件。所有這一切都激起了巨大的不滿並導致“群體性事件”的風起。它甚至導致憤怒的工人採取恐怖主義的行為。有一個這樣的事件的報導是一個50歲的工人因為他的房子遭強制拆遷而在檢察院的辦公室外放置了汽車炸彈。(譯者注:江西撫州錢明奇案,錢明奇是小商人,而非工人)去年年底在中國最流行的線上遊戲之一被稱為反拆遷隊的釘子戶戰鬥。

通貨膨脹率的上升也使得中國政權雪上加霜,由於歷史經驗——惡性通脹是1944年至1949年革命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使當局特別害怕。在工廠和工業基礎設施上的大規模投資是巨大的產業化的主要組成部分。但在變化的經濟情況下,可能由於全球經濟增長和“需求”開始減緩而使中國經濟反轉。當局龐大的投資計畫加劇了全球許多工業部門的產能過剩,而且加劇了中國出口產能與國際市場需求和競爭間的矛盾。

同時,國家經濟快速增長一直依靠的投資繼續發 展,投資的比重遠遠超過由於低工資和薄弱的社會保障性開支而抑制的國內需求。甚至由於工資的漲幅一直落後於急劇增長的價格,從而使流入外來勞動力在城市收 入難以維持城市中巨大的生活成本,這導致來自農村的廉價勞動力湧入城市的速度減緩。新一代中許多人也拒絕中國的外資工廠中的非人條件。

充滿活力的社會媒體反映了群眾日益增長的不滿。一個博客宣稱:“價格像我們的血壓一樣上漲,而找一份工作比找到一隻三條腿的青蛙還要難”。作者對增強著的審查評論道:“社會就像是一個化裝舞會——在面具下你不能看到我們的憤怒、悲傷即或幸福”。另一個對生活的抱怨是“我們拿著發展中國家的工資卻面對著發達國家的價格”。這還得到如下評論的補充:糧價已達到如此的地步,即使服用維生素藥丸也要更便宜和更有效。 (《泰晤士報》(The Times),5月2日)

與此同時,對貪污成風的巨大不滿已經顯露。根據中國央行發佈的一份報告,超過15年的時間內(20世紀90 年代中期到2008年期間),有17000名中共幹部、員警、司法人員和國有企業高管外逃。估計他們通過盜拿國家資產攜款達1236億美元。根據6月16 日的《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報導,北京當局現在估計,作為罷工、抗議和暴動委婉說法的“群體性事件”去年達180,000起,是五年前的數字的兩倍。(譯者注:這並非是 北京政府的官方說法,是社科院教授孫立平在演講中推算的數字)。由此可以算出平均每天發生493起群體性事件。

儘管政權的壓制,員警和不同群體之間的衝突和事件在中國不可避免地出現,並且被公眾公開評論。在一個南方城市,因為政府代表對懷孕的女農民 工動粗,導致了大量人群參與的與防暴警察的街頭巷戰。(譯者注:指廣州增城發生的治安隊毆打懷孕小販引發的新塘騷亂)我們必會想起今年早些時候就是因為一 個類似的事件觸發了突尼斯的“茉莉花” 革命。

甚至《金融時報》(6月20日)的評論說:“目前,在地方和國家一級的中國政府的第一本能是使用武力。鎮壓可以起效一時。但如果根本原因得不到解決,中國就有可能爆炸”。由於拖欠工資的問題,在另一個城市的員警和農民工之間發生了類似的爭鬥。(譯者注:廣東潮州古巷社區發生的騷亂事件)正如去年的 罷工所表明的,不只是不安全的“農民工”,工人階級中的其他階層也捲入衝突。上海集卡司機也舉行了罷工,儘管當局試圖阻止,但是已經可以看到工人中所出現的這種覺悟。

悲觀的前景

對於該書的作者,這一切都是為了強調了他們的觀點認為中國目前的經濟和政治的仍處中途的狀態會威脅和破壞過去20至30年 的巨大工業增長。他們的解決方案是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他們認為,這將保證中國的美好未來。當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似乎勁力十足的時候,這個論點還有些站得住 腳。但是,像之前的日本,即使伴隨著經濟大發展,中國仍然很有可能受到衝擊,遭受停滯和下降。中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正在創造世界上最強大的工人階級的過程 中,至少在數量上是如此。

這將不可避免地在他們的頭腦中提出獨立工會以及為中國廣大人民群眾建立所需的群眾性工人政黨以挑戰野蠻的資本主義的問題。這將反映為,在國 有部門內出現反對猖獗的腐敗和反對惡性反民主的極權管理方式的運動。而這更為當前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現實放大一千倍,因為西方國家的統治階級不會找 到一條簡單的出路。

此外,歐洲的動盪的事件,例如在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能激發中國最優秀的工人和青年介入反對中國野蠻政權的群眾鬥爭。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放緩被巨大的刺激計畫暫時掩蓋, 該計畫也有助於新殖民世界初級產品生產者的利益。但是,這即將在經濟“過熱”的警告中結束,尤其是地產價格的巨大膨脹使得新一代年輕人哪怕獲得最普通的住 房的希望也化為泡影。

作者從他們非常詳細的研究分析中得出的結論,無論是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整體而言,對中國現在的資產階級分子而言,或者是對假定存在的資產階級而言,都是完全不樂觀的。首先,當局正在開始面臨世界範圍內所有資本主義制度都會遇到的問題:“中國的狹義債務存量似乎要趕上一些比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大幾倍的發達國家的水準”。(第203頁)這圖表化地說明了中國現在是依賴債務推動經濟向前發展。

此外,可預見的未來將沒有進一步的“有實質意義的利率、匯率改革或在國內金融市場上不會有實質性的的外資參與。也不會有任何進一步的有實質意義的對主要銀行的改革或將之 國際化,雖然未來資本化將不可避免地發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提供了一個額外的封印:“‘不要告訴我任何失敗的模式’是當前中國官員的口頭禪。但其自身的金融制度能成為世界學習的模式嗎?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以這樣的制度中國能否被看作是一個超級經濟大國?”(第210頁)

不是經典的資本主義

作者對自己的問題回答說,在中國只有不被國家捆住手腳的資本主義可以取得成功。但他們也對是否有可能實現這種資本主義的問題持負面的回答: 在全國性的壟斷, 在最壞的情況下的寡頭壟斷下,這些企業集團不希望改變,他們也不認為需要外資參入。當黨擁有壟斷權的情況下,中國如何使用其反壟斷法?…如果朱鎔基讓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意圖是打開國外競爭的大門;那麼,在2008年經濟變革後這個目標似乎從視線中慢慢消失了”。(第212頁)
各種事件,特別是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發生為代表的決定性的變化,已對精英的觀念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作者直言不諱地說:“就金融部門而言,2008年9月雷曼兄弟的倒閉,損害了黨內的那些尋求更開放和更多國際參與的人士的影響力。全球金融危機瓦解了自1992年以來支援西方金融模式的政治共識。(第212頁-第213 頁)

沃爾特和豪伊通過他們的分析已經確定現在中國是不可能構建一個反映西方資本主義的“傳統的”或“正常”模 式的經濟體或國家。為什麼這很重要?今天的 中國國家的確切特徵對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是否有政治影響呢?不理解中國的複雜特徵,是無法預見事件發展的可能進程,而這對於馬克思主義者對未來的展 望而言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今日社會主義》一直認為今天中國還沒有而且可能無法完全過渡到一個完整的資本主義,正如我們在世界其他地區看到的。因此, 以前政權因素的保留,大規模國有經濟及其在國家統治上的反映,將給予中國當局一定的迴旋餘地,而這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政府所沒有的。上面提到的經濟刺激計畫 的例子證明這個判斷是正確的。當然,對他們或其他而言,這並不提供一個徹底的經濟生命線,但在其範圍內,至少在短期內,其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制度相比,其效 果是無與倫比的。這只是一個例子證明認真分析將如何產生效果。

社會主義的替代選擇的主要特點,馬克思主義綱領,並沒有因我們對中國的特徵 的描述而改變。國有部門的工人仍然需要實現自己任務,將親資本主義分子趕走,撇開榨取國有部門的官僚、“太子黨”和 資本家。有必要形應用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的綱領將國有部門至於真正的社會主義生產計畫下進行運作。在純粹的資本主義部門,我們爭取建立獨立工會,工人控制 和考慮把這一部門國有化,同時不管工人們在什麼部門工作,要把他們的鬥爭與社會主義的民主中國的思想聯繫起來。這本書使我們進一步深化我們的分析和為即將 發生的動盪事件做準備。

《紅色資本主義:中國非凡崛起之脆弱的金融基礎》
(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

作者: 卡爾-E-沃爾特 (Carl E Walter)和弗雷澤-JT-豪伊(Fraser JT Howie)

John Wiley & Son (Asia)出版社,2011年,19-99英鎊。